車致新 | 軟體不存在:基特勒的數字媒介批判

2019-09-11 19:42:30

編者按

本文通過介紹鮑德里亞的“擬像”理論引出基特勒的媒介物質主義。比照鮑德里亞在反歷史唯物主義道路上的走火入魔,基特勒則從軟體物質性的批判出發,去重新想象一種有別於基於主體而非客體,基於抽象的意識形態而非物質性的傳統社會學/文化研究式的批判路徑。這種批判路徑不同於鮑德里亞式的後現代媒介哲學,它強調對媒介技術的批判必須先於對社會的批判,否則就沒有任何批判可言。

本文原載於《中國圖書評論》2019年第5期,轉載自公眾號“海螺社群”,感謝其授權保馬推送。


軟體不存在

——基特勒的數字媒介批判


文 | 車致新


1991年,美國發動了海灣戰爭。在這場被稱為史上第一場“資訊化”戰爭中,美軍憑藉精確制導武器等最先進的軍事科技,在幾乎“零傷亡”的情況下用時一個月就獲得了勝利。與此同時,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發表了文章《海灣戰爭從未發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在文中鮑德里亞把海灣戰爭重新解讀為一場“媒介化”的戰爭,即一場在電子螢幕上展開的虛擬戰爭。也就是說,海灣戰爭只是對真實戰爭的一種擬像(simulacra),對於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而言,觀看(首次實現“現場直播”的)海灣戰爭與觀看一部好萊塢大片並無區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以一種挑釁式的後現代姿態宣稱:“海灣戰爭從未發生”。[1]

1991年1月17日多國部隊對巴格達的第一次轟炸在CNN上直播


表面上看,鮑德里亞對海灣戰爭的這種激進的後現代闡釋突顯了“媒介”在現代戰爭乃至現代社會中的先驗地位。“媒介”(或鮑德里亞更常使用的“擬像”)在今天的歷史-技術語境下,已不再是對所謂的“真實”世界亦步亦趨的模仿。在後現代社會中,“擬像”自身就是“真實”,甚至已經成為比“真實”更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ity)。因此,鮑德里亞——曾被譽為“法國的麥克盧漢”——對海灣戰爭的闡釋似乎的確是在延續麥克盧漢主義的要旨。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基特勒對海灣戰爭的理解卻與鮑德里亞截然相反。


鮑德里亞發表了文章《海灣戰爭從未發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


以一種“不點名”的方式,基特勒在《保護模式》(Protected Mode)一文的開篇就直接否定了以鮑德里亞為代表的後現代媒介哲學(它們無異於美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幫凶):


1991年的“空地一體戰”(Airland Battle)再次展現了在全部後現代幻覺策略中,沒有哪個能像去模擬軟體確實是存在的一樣有效——直到與此相反的事實出現在戰場上,也就是說,當計算機十分清楚地表現了它們是用來摧毀敵軍硬體的硬體。[2]


這段文字也引出了晚期基特勒的數字媒介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對 “軟體”(software)這一觀念的譜系學批判。基特勒的“結論”其實相當直接:與其說是“海灣戰爭不存在”,不如說是“軟體不存在”(There Is No Software)。“軟體”才是後現代主義的幻象,而“海灣戰爭”並不是(雖然美國政府和西方媒體希望它是)。正如美國軍方或後現代哲學話語對海灣戰爭的闡釋掩蓋了這場戰爭的實質依然是一場“硬體與硬體”之間的對抗,“軟體”自其誕生以來的發展與普及讓我們忘記了“軟體”自身的歷史“起源”。簡言之,之所以說“軟體不存在”,是因為“軟體”狡猾地遮蔽了自身的物質性,而“軟體”絲毫不“軟”的物質基礎正是計算機的“硬體”。


但是,正如其一貫的寫作風格,基特勒對這一問題的實際論述過程是相當複雜而含混的,本文僅僅分析其中的幾個要點:


我們不難發現,基特勒進行“軟體批判”的最終目標——挪用精神分析的話語——就是帶領讀者“穿越”(traverse)軟體的幻象,去發現軟體自身的歷史性,繞過“軟體”(以微軟為代表的資訊產業資本)的“中介”,實現在人與計算機之間更為“直接”地互動:


軟體——一種基於地球上最便宜的元素的上億美元的產業——竭盡所能地阻止所謂的“人類”有權進入硬體。擁有一臺通用的AT386計算機和Word 5.0,在微軟的DOS3.3作業系統(正如它恰當的稱呼)“之下”運轉,一個人可以對這三個物件寫一整篇論文而絲毫不會察覺自己其實已經被策略性生產的種種幻覺所欺騙。畢竟——正如“之下”已經表明——一個人是作為微軟公司的主體或下屬進行書寫的。[3]


然而,基特勒所構想的這種批判性的“知識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是一種烏托邦政治。換言之,它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實現的,因為計算機使用者所面臨的障礙首先是計算機程式語言的數量(層級)的不斷增長。我們應該意識到,計算機在誕生之初其實只有“硬體”,並沒有任何今天意義上的“軟體”可言。早期的計算機,如二戰中英國用來破譯德軍密碼的Colossus計算機,使用的是機械系統(用於輸出和輸入的一些穿孔紙帶)和電子系統(真空管)的組合,由於並沒有預先儲存好的程式,所以當時的人們必須通過手工插接線的方式才能實現計算機的“程式設計”。換言之,只能由人類操作員手動對其物理結構進行重新調整。因此,這種設計導致了一種矛盾:即機器運算的極端快速與人類操作的極端緩慢之間的不匹配。因此,一旦需要為了完成其他操作而必須對計算機進行程式設計,那麼人類發明計算機——一種以加快運算速度為根本目的的技術——所贏得的時間又重新丟失了。為了解決這一難題,1950年的EDVAC計算機(以二進位制的形式)在計算機的硬體中預先儲存了一定的“程式”以便人類無需通過實際的物理操作,只需“象徵性”地使用一系列語言指令即可對計算機進行程式設計——這一刻就是“軟體”誕生的時刻。然而,在基特勒看來,這種看似有利於人類操作的解決方案的出現,卻造成了(既是理論意義上,也是政治意義上的)嚴重後果:


……問題在於如何描述和讀取這些實際上不可辨識的普遍書寫-讀取機。眾所周知,對此問題的解決方法被稱為“軟體”,也就是說,發展出更高階的程式語言。那種古老的壟斷——在其中日常語言的功能是作為它們自己的元語言,因此不承認有他者的他者——已經崩潰並轉變為一種新的程式語言的等級制。與此同時,這個後現代巴別塔正在逐漸地延伸,從簡單的指令程式碼,其語言學延伸仍然是一種硬體的配置,再到組合語言,它們是這些同樣的指令程式碼的延伸,最後到所謂的標準語言,它的延伸——通過在直譯器、編譯器與聯結器中的無數次迂迴——同樣被稱為“組合語言”。今天的書寫,當它出現在軟體的發展中,是一種被分形幾何發現的由自我相似物所組成的無限序列;除了,不同於數學模型,(以一種物理/生理學術語)有權進入其中的全部層級在數學上依然是不可能的。現代媒介技術——自從電影與留聲機的發明以來——從根本上就是為了破壞感官知覺而設定的。我們無法再獲知我們所書寫之物在幹什麼,至少在我們程式設計時無法完全知道。[4]


安裝在彈道研究實驗室的EDVAC


正如基特勒所指出,軟體實際上具有一種“等級制”結構 ——從位於金字塔底端的最貼合硬體運轉的初級語言(即“機器語言”)到較高層次的“組合語言”,再到位於頂層的最高層次的程式語言——在其中,高階語言的表述形式最接近“自然語言”,因此在使用者(人類)看來,這些高階程式語言似乎比最底層、最原始的二進位制程式碼更為“透明”和“自然”,但實際上這些二進位制程式碼才是這一等級秩序的真正基礎。在這個被基特勒稱為“後現代巴別塔”的計算機語言等級結構最外圍的,是對於普通計算機使用者而言,早已習而不察的“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這些圖形使用者介面是如此美觀、如此易於使用(即所謂的“使用者友好”)、如此符合人體工程學——甚至還帶有微妙的欺騙性,例如“Windows”這一命名正是為了宣稱它自己並不具有的“透明性”——以至於這些“使用者介面”讓使用者最終忘記了它們其實只是這個語言等級秩序的最表層。也就是說,相較於機器語言、組合語言、或高階語言,計算機使用者所熟悉的“圖形使用者介面”與計算機使用者的最終目的地(計算機硬體)之間的實際距離反而最遠。而與此同時,不僅普通的計算機使用者無法理解(甚至是無法意識到)處於這一巴別塔底部的那些原始的機器語言和二進位制程式碼,即便對於專業的程式設計師而言,現在其實也只能在高階程式語言或組合語言的層次上進行程式設計工作,所以他們也無法接近計算機的物質基礎。


除此之外,計算機使用者還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第二重障礙,即程式語言的“密碼性”。換言之,人類使用者之所以無法真正“進入”這些計算機程式語言,不僅是因為這些語言的數量越來越多,更是因為這些不斷出現的高階程式語言形式,其自身的加密程度或者說對其進行反向破解的難度與日俱增:


高層級的程式設計語言——它們組成的巴別塔建的越高就越像日常語言——的執行方式就像是最新的數學密碼學中所謂的單向功能……反向操作——即根據某功能的結果推算輸入引數——所需的時間成本,相對於該功能的複雜程度將出現指數式的、不可承受的增長。換言之,單向功能從演算法自身的結果中保護了演算法。


簡言之,基特勒在這裡指出的是,在今天由於種種最新的密碼學特性,從這些高層級的程式語言“回到”那些支撐著它們的原始程式碼的做法,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或者說幾乎不再可能。因此,正是通過這種極具“密碼性”的設計方式,計算機制造商成功地確保使用者只能停留在整個計算機系統的最表層。


不僅如此,這種不許普通使用者(乃至普通程式設計師)進入計算機內部的“禁令”不僅在於軟體層面的程式語言設計,這種“禁令”甚至已被結構性地寫入了硬體層面。正如基特勒的文章標題所示,一個往往為人們忽略的關鍵轉折點是,自1982年的80286型號開始,英特爾公司在其生產的處理器的“真真實模式”(Real Mode)之外,又設立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執行模式,即所謂的“保護模式”(Protected Mode)。表面上,英特爾公司宣稱該“保護模式”的目的是為了引入記憶體分割槽的可能性,也為了控制和保證每個任務不超出為其分配的那部分記憶體,即一種能保證把不同程式和不同使用者的資料分開的多工程式設計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基特勒一針見血地指出,設立“保護模式”的真實用意(恰如其名)無非就是為了“保護”計算機系統不會被計算機使用者控制與修改:“……不同的指令集,不同的地址可能性,不同的註冊集,甚至還有不同的命令執行時間,將小麥與穀殼相互分離,將系統設計與使用者相互分離”[5]。而且,這兩種模式的區別不僅是在“量”上的區別——比如商業用途、工業用途與軍事用途的晶片的工作溫度依次增高——更是在“質”上的根本區隔:“在保護模式中,CPU自身是攜帶著優先性、禁令、特權與障礙來進行工作的”,例如,對於一個同樣的指令(如“結束”指令),“保護模式”需要比“真真實模式”額外增加多達八倍的迴圈才能完成。


英特爾公司在 1982年推出的80286晶片


然而計算機的硬體結構設計中這種區隔性的二元等級秩序,這種內在固化的權力機制,在計算機誕生時並不存在。例如馮諾依曼式的計算機原型設計是完全不區分“指令”與“資料”,即不區分系統本身與使用者對系統的使用這兩個層面的——因為那時“計算機”的存在本身就是政府機構的絕對機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阻止使用者進入計算機系統的禁令已經不僅存在於“軟體”的層面,無論是高階程式語言、組合語言還是機器語言中,這種對使用者的禁令已經預先取決於計算機的物質結構,取決於計算機的硬體設計本身。而這樣嚴格地區分對計算機的“使用”和“控制”(即“真真實模式”與“保護模式”),正延續了現代媒介在誕生之初的狀況——媒介技術在越來越廣泛地向大眾開放的同時,也在不斷試圖逃避使用者的操縱。眾所周知,本應該供大眾使用的無線電裝置的基本結構被專門設定為無法主動地向外傳送訊號,而只能作為一種被動的接收裝置,從而保證了只有政府-軍隊的無線電裝置才有權進行訊號交換(例如二戰中德軍對民用無線廣播的設計)。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


最後,讓我們的思考重新回到方法論層面。在基特勒對數字媒介技術的討論中,隱含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元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在這個數字時代的媒介-技術的歷史限定性下繼續對權力進行批判(如果所謂的“批判”依舊可能)?基特勒對我們的提醒是:


一方面,我們應該不再試圖把權力,如從前那樣,理解為所謂的“社會”的一種功能。與之相反,我們現在應該從晶片設計中重構社會學。一開始,我們的任務至少是去分析微型處理器的特權等級,它正是委任了該微型處理器的設計並將其部署在大眾中的同一種官僚機制的真相。以下事實並非偶然,摩托羅拉將監控層(Supervisor Level)與使用者層(User Level)相互區隔,以及英特爾將“保護模式”從“真真實模式”中分離出來之時,正值美國開始建立一種密不透風的雙階級系統。[6]


在以上這段引文中——極為罕見地出現了“階級”一詞——基特勒試圖強調在當下進行權力批判的有效方式,不再是以“社會學”的視角去分析晶片結構中的等級秩序,而是“顛倒”這一順序,首先從對晶片結構(即軟體的物質性)的批判出發,去重新想象一種有別於基於主體而非客體,基於抽象的意識形態而非物質性的傳統社會學/文化研究式的批判路徑。總之,在基特勒看來,在今天的歷史語境下,對媒介技術的批判必須先於對社會的批判,否則就沒有任何批判可言。


註釋

[1]Jean Baudrillard ,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 trans. Erik But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09.

[3]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09.

[4]Friedrich Kittler,“There Is No Softwar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21.

[5]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12.

[6]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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