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榮 | 從“大喜樂”和“演揲兒法”中還原歷史

2019-09-11 19:40:44



從“大喜樂”和“演揲兒法”中還原歷史

📍  沈衛榮 | 清華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教授


·編者按·


編者按:沈衛榮,江蘇無錫人。清華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西藏學、中亞學、佛學、中國古代史和中西文明交流史。


相繼出版了《對勘及研究》(合著)、《幻化網祕密藏續》《一世達賴喇嘛傳》等多部漢、德文專著和《衛藏勝蹟志》《拉達克王國史》等譯著。


本文為作者2015年6月23日於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所作報告“Rescuing  History from Tantric Sex”的中文稿。



漢文文獻中記載的元代蒙古宮廷修習藏傳密教祕史對後世中西方色情化藏傳密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藏傳佛教於元代中國傳播的歷史則湮沒無聞。要還原這一段長期被人誤解的歷史的真實面貌,我們至少要對《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那些常為後人詬病和渲染的故事做出符合歷史和宗教之實相的解釋。


蒙古征服世界留下的一個持久的影響是蒙古人整個地變成了藏傳佛教徒。於今中國廣大的西北地區為伊斯蘭教所覆蓋,可唯有蒙古人依然是藏傳佛教徒。現今世界聞名的“達賴喇嘛”這個稱號原本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1507—1582)於1578年賜給第三世“一切智上師”索南加措(1543—1588)的一個封號,而俺答汗自己的孫子云登加措(1589—1617)即被認定為第四世達賴喇嘛。即使是偉大的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加措(1617—1682),他之所以能夠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也正是因為得到了蒙古和碩特部汗王固始汗(1582—1655)的軍事支援。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1735—1795年在位)在他的《喇嘛說》中直言:“各部蒙古一心歸之(達賴和班禪喇嘛),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換言之,滿清皇帝推崇藏傳佛教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安撫桀驁不馴的蒙古人。而一直到20世紀,蒙古人通常將其經濟收入的大部分用於“進藏熬茶”,成為維持黃教在整個衛藏地區於政治上和經濟上之優勢的有力保障。


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對於蒙古人最初是如何接受藏傳佛教的,或者說藏傳佛教最初是如何在蒙古人中間傳播的,哪些藏傳佛教義理和修法曾經在蒙元時代(1206—1368)蒙古佛教徒中流行過等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迄今為止,有關這段歷史的最詳細的漢文記載見於元末明初的一部題為《庚申外史》的野史之中它是這樣說的:


癸巳,至正十三年(1353),脫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於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祕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祕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孛的、哇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裡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清為閤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在這段記載中出現的於元朝蒙古宮廷中流傳的藏傳佛教修法有兩種,一種是“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運氣之術”,或曰:“演揲兒法”另外一種是所謂“祕密大喜樂禪定”,或者又名“多修法”,即藏傳密教中的男女雙修之法,聽起來像是一場君臣共演的群交派對。除此之外,《庚申外史》中還提到了一種名為“十六天魔舞”藏傳佛教儀軌它說:


[正當紅巾軍兵臨大都城下],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字,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瓔珞,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雁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


蒙古皇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因為“酷嗜天魔舞女”,不惜在宮中挖地道,每天“從地道數往就天魔女,以晝作夜”云云。


《庚申外史》中記載的這些道聽途說來的故事本來屬於小說家言,可是,它們卻被明初官方史官全盤接受,統統編進了官修正史——《元史》之中。於是,這段莫須有的野史,一下變成了元末宮廷修習藏傳佛教史的官方說法。而且不管是“祕密大喜樂禪定”,還是其他各種修法,至此皆曰:“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祕密,皆房中術也。”從此藏傳佛教變成了“房中術”、“淫戲”的代名詞,甚至還是直接導致堂堂大元不足百年而驟亡的罪魁禍首。曾經天下無敵、不可一世的世界征服者,卻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傻瓜,丟掉了江山、留下了惡名。元朝末年曾有人這樣總結說:蒙古人征服南宋,一統天下,遂使“中國一變而為夷狄”,而西藏喇嘛於蒙古宮廷傳播的密法又使“夷狄一變而為禽獸”,遂使“堂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


事實上,《庚申外史》中的這段記載根本不足憑信,如“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云云,這樣的話根本就不可能是胡人胡語,而更像是漢地奸佞之臣常說的能“蠱惑上心”的胡話。這段記載中或還算可信的反倒是那些我們根本看不懂的非漢語詞彙,或者說那些我們不理解的非漢族文化/宗教傳統中的東西,如“祕密大喜樂禪定”“演揲兒法”“十六天魔舞”等等,作者對道聽途說來的這些詞彙和故事,自然不明所以,所以只好把這些令人費解的術語記錄下來,再在上面添油加醋、亂說一番。


非常不幸的是,以上所說的這些故事雖然以訛傳訛,真假難辨,但它們對後世的影響卻極其深遠。由於它們為漢族史家耳熟能詳的末世宮廷敘事增添了富有異族情調的新佐料,故常為後世漢族士人所津津樂道。元以來的漢文文獻中,不斷出現這些故事的新版本,甚至常常流為色情小說的主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見於傳為明代著名江南才子唐寅(1470—1524)之手的色情小說《僧尼孽海》之中。


傳為明代著名江南才子唐寅之手的色情小說

《僧尼孽海》


《僧尼孽海》有一回名“西天僧、西番僧”,即是根據《庚申外史》中有關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1333—1368年在位)宮中修“祕密大喜樂法”的故事添油加醋而成的。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

(1320~1370年,1333~1370年在位)


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唐伯虎直接將這種“祕密法”演繹為龍飛、虎行、猿搏、蟬附、龜騰、鳳翔、兔吮、魚遊、龍交等號為“採補抽添”之九勢,它們來自漢族之房中經典《素女經》,與藏傳密法修行風馬牛不相及。這說明明代(1368—1644)漢族士人對來自西番的“祕密教”一無所知,他們必須藉助漢族自己文化中的“背景書”才能對這種屬於異文化的東西做出解釋。


1983年《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部題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短篇小說,它以遊記的形式講述作者於西藏的所見所聞。實際上,馬建在這部小說中所講述的大部分故事根本就不可能見於或者發生於1980年代的西藏,它們不過是一些現代版的《僧尼孽海》式的西藏故事。


《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

發表後轟動一時,圖為作者馬建


這部小說中所講述的五個故事都涉及怪異、不倫的性行為,特別其中對三代亂倫和宗教儀式性的性行為,即上師以灌頂為名與女弟子(女活佛)發生的性行為的細緻的描述等,被當時的在京藏族同胞們視為對他們的民族及其宗教的侮辱而演變成為一場嚴重的政治事件。說到底,這部小說延續的只是漢族文化傳統中對藏傳佛教的一貫看法,其根底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庚申外史》。


元代漢族士人對藏傳佛教的誤解,或者說“巫化”“色情化”甚至還通過馬可·波羅(1254—1324)的傳播影響到了西方世界。


馬可·波羅肖像


Netflix最近發播了一部多集連續劇《馬可·波羅》(MarcoPolo,2014),看過這部片子的一位西方藏學家朋友告訴我說,其中馬可·波羅初見忽必烈汗的場景就像是馬可·波羅闖進了正在蒙古宮廷中上演的一場狂歡(orgy)之中,實在是匪夷所思。可見得西方人對藏傳佛教同樣充滿了很多情色化的想象,而且這種想象還在不斷地演繹下去。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藏傳佛教於西方世界日益受到歡迎,顯然密教性愛對西方的西藏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至少也是令西方人對藏傳密教著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將藏民和藏傳佛教色情化的傳統或確實開始於馬可·波羅時代,儘管馬可·波羅一定沒有親自涉足西藏的土地,但他於中國旅行時一定聽到了很多有關西藏喇嘛們的種種神奇和情色故事,所以他敘述的西藏和西藏喇嘛形象,與元代漢文文獻中透露出來的基本一致。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將西藏神話化、香格里拉化之前,西方的西藏和藏傳佛教形象同樣常常被密教性愛所籠罩,Lamaism與喇嘛教絕對是異曲同工


綜上所述,漢文文獻中記載的元代蒙古宮廷修習藏傳密教祕史對後世中西方色情化藏傳密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藏傳佛教於元代中國傳播的歷史則湮沒無聞。要還原這一段長期被人誤解的歷史的真實面貌,我們至少要對《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那些常為後人詬病和渲染的故事做出符合歷史和宗教之實相的解釋。例如,“演揲兒法”於漢文化傳統中一直被人當作“房中術”或者“雙修”的代名詞而臭名昭著,但迄今卻還沒有人能夠對其本來含義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一般說來,解讀古漢語文獻中的那些胡語(非漢語)詞彙是西方漢學家,或者如傅斯年(1896—1950)先生所稱的“虜學家”們拿手好戲,那些令僅懂漢語文的博學鴻儒們一籌莫展的東西,到了通曉諸多胡語的西方漢學家(語文學家)那裡通常就迎刃而解了。但是,這裡所涉及的顯然並不僅僅只是解決幾個非漢語語詞的來歷和解釋問題,遠比解讀這幾個胡語詞彙來得複雜、難解的是,我們當如何來理解和解釋這些怪異的語詞所表述的藏傳密教儀軌的特殊內容和意義。非常不幸的是,在這一方面以往的西方漢學家、語文學家們顯然並不比我們高明多少。最早將《元史》中有關“祕密大喜樂禪定”和“演揲兒法”的這個段落翻譯、介紹給西方讀者的是著名的荷蘭業餘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先生,他不但對像“演揲兒”這樣來歷不明的詞彙與我們一樣無能為力,而且為了硬要給“十六天魔舞”以一個至少表面上說得過去的解釋,他還別出心裁地將本來只是一位蒙古王子的名字的“八郎”解讀為“八個男人”,以符合他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配對跳天魔舞的假想。


著名的荷蘭業餘漢學家高羅佩先生


隨後,當時歐洲最負盛名的漢學家、蒙古學家、藏學家都曾嘗試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來揭開“演揲兒”這個謎團,如法國傑出漢、藏學家石泰安 (RolfStein,1911—1999)先生曾將“演揲兒”解釋為一個漢語、胡語混雜的動賓結構詞彙,“演”是漢語動詞,意為exécuter,或者pratiquer,即“表演”、“修習”的意思,而“揲兒”則是蒙古語詞jiral的音譯,意為“喜樂”,所以“演揲兒”的意義實際上就是“表演”或者“演習”喜樂。德國戰後漢學的領軍人物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2011)先生則把“演揲兒”還原為一個蒙古語詞彙,說它是*äldär or *ändär的音譯,意義皆為“喜樂”。不幸的是,他們的這兩種解讀不但沒有文獻學上的任何依據,而且明顯受了元明時代漢文文獻的誤導。將“演揲兒”指稱為“大喜樂”不過是明代史臣抄錄《庚申外史》相關記載時犯的一個可笑的錯誤,它原本與“大喜樂”毫不相干,而是指一種“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的“運氣之術”。


從以上這個例子中,我們得出的一個深切體會是:語文學並不是對業已形諸文字的歷史資料中的語言的研究,而是將文字置於其本來的語言、歷史、文化和宗教語境中的深刻的研究和理解。事實上,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之前,我們對產生這些詞彙及隱藏於其背後的藏傳佛教儀軌的“本來的語言、歷史、文化和宗教語境”知之甚少,特別是對藏傳密教的修法及其象徵意義缺乏基本的瞭解,所以我們不能苛求石泰安、傅海博等前輩語文學大家當年就能夠正確地解讀這些怪異的胡語詞彙。藏傳密教研究的相對繁榮不過是近年來才發生的事情,要最終揭開藏傳佛教於元代中國傳播歷史之真相,我們必須要藉助學界對藏傳密教進行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


要正確解讀這些被漢族士人從它們原來的語言和宗教語境中搬離出來,並斷章取義,或者以訛傳訛而流傳下來的密教語彙,我們應當想辦法把它們放回到其原本的語境中去,設法在相應的漢、藏文文字中找到這些語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正確的語境中確定其本來的語言和宗教意義。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似乎並沒有找到這樣的文字,更確切地說是因為這樣的文字多半是純粹宗教性的,其中包含太少的普通的、傳統的歷史資訊,故每每被歷史學家們所忽略。進而言之,若對藏傳佛教之義理和修習缺乏基本的瞭解,那麼不管是歷史學家,還是語文學家,他們多半根本讀不懂這類文字,更不用說對它們進行深入的研究了。只有至少掌握了漢、藏文兩種語文工具,對藏傳佛教有深切的領會,並對蒙元時代的漢藏交流史有深入的研究,方才有可能於此領域有所作為,有所成就。


近十餘年來,我們有幸陸續發現了大量漢譯藏傳密教文獻,首先我們於上個世紀末才為中國學者所能利用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發現了一系列漢文、西夏文譯藏傳密教文獻,然後重新認識了《大乘要道密集》這部此前唯一為人所知的漢譯藏傳密教儀軌整合對於研究藏傳佛教於西夏、蒙元和明代傳播歷史的重要意義,緊接著又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和遼寧省圖書館,以及中國西北省區陸續新出土的文獻中,找到了大量與藏傳密教相關的文獻資料。


《大乘要道密集》



這些文獻的發現為我們最終揭開藏傳佛教於元代中國傳播歷史的真實面貌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要將漢文、西夏文、畏兀兒文、蒙古文翻譯的藏傳密教文獻轉變為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史的歷史資料,我們必須採取從多語種文字的對勘和比較研究中來建構歷史的學術方法,捨得花大力氣從浩如煙海的藏文佛教文獻中一一尋找出這些漢、西夏、畏兀兒、蒙古文譯文的原文字確定其最初的來歷,然後通過對各種文字譯本的對勘和比較研究,及其對傳譯者身份的鉤考,大致確定這些文字傳承的年代和先後順序,從而勾畫出藏傳佛教於西域和中原傳播的歷史脈絡。與此同時,通過同定這些譯[傳]本的藏文原本,利用原文字對勘、釐定和解讀這些譯[傳]本的內容,找出與漢文歷史文獻中出現的那些藏傳密教修習、儀軌之名相對應的藏文詞彙,把它們放在藏傳密教修習的本來的宗教語境中做出準確和合理的解釋,以正確地理解和解釋這些文字中所涉及的藏傳密教修法和義理


這些年來,我們正是依靠上述這種學術方法對我們尋找到的大量漢譯藏傳密教文獻,以及與其相應的西夏文、畏兀兒文文獻進行了仔細的文字對勘和研究,使我們今天終於能夠揭開於蒙古宮廷所傳藏傳密教儀軌的真實面貌。對《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這三種藏傳密教修法,我們終於可以還其以本來面目,去除人們對其長期的、根深蒂固的色情化的誤解。


第一,所謂“演揲兒法”,即“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運氣之術”原來指的是藏傳密教中的幻輪修法(’khrul’khor,’phrul’khor,或曰“機輪”、“旋輪”和“亂輪”等),這是通過一系列的肢體動作(瑜伽),來修習人身中的風(rlung、氣)、脈(rtsa)和明點(thigle)等。修習幻輪的目的主要在於調節風脈,強健身體,以幫助修行者消除身體的各種疾病,開啟體內各處脈結,維持脈管中氣息的暢通,並能使人的身體具有八德五相等威儀。它是一種類似於今日流行之氣功的瑜伽修習法,西方人稱之為MagicMovement,多為藏傳佛教各派所傳無上瑜伽部究竟修習法,或曰圓滿次第修習之前行。例如,薩迦派所傳的拙火定、欲樂定修法等,都以“幻輪”修法為其之輔助(準備)修法,亦常被稱為“調身儀”、“整身儀”和“治風脈定”等等。這種幻輪修法多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錄的多種與薩迦派所傳之道果法的修習儀軌中,在遼寧省圖書館中找到的羅振玉於清內庫大檔中搶救、結集的《演揲兒法殘卷三種》中,我們還見到了一部直接題名為《道果機輪》的殘卷,說的正是“幻輪”(機輪),或者“整身儀”修法,這或說明這種修法甚至在蒙古統治中國以前的西夏時代就已經開始流行,它是薩迦派所傳道果法修習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一部傳自清代宮室的《修喜[金剛]佛圖》圖文並茂,其主要內容就是圖示薩迦派所傳修習喜金剛本尊瑜伽的所謂“喜[金剛]佛三十二妙用定”,內分順行、逆行和混行,共九十六種圖式而這種“三十二妙用定”實際上就是薩迦派所傳的一套完整的“幻輪”修法


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傳自清代宮室的《修喜[金剛]佛圖》,圖文並茂,主要內容就是圖示薩迦派所傳修習喜金剛本尊瑜伽的所謂“喜[金剛]佛三十二妙用定”,內分順行、逆行和混行,共九十六種圖式。


按照我們的研究,這部《修喜佛圖》應該成書於明初,很可能也是明初著名大譯師莎南屹囉的作品,然後於清代乾隆朝被重新寫繪,曾為皇帝御用之寶。由此可見,這種“幻輪”修法曾流傳於自西夏,曆元、明而入清的所有朝代,它不是一種“性瑜伽”,也宮廷的淫樂無關至於“演揲兒”這個詞的詞源或確有可能如卓鴻澤先生曾經推斷的那樣,它是與梵文詞Yantra對應的畏兀兒語詞Yant觙r的漢語音譯。藏傳佛教中所傳的“幻輪”修法當與源自印度的YantraYoga相應,於今在西方世界廣傳“幻輪”修法的藏傳佛教寧瑪派著名上師南喀諾布先生就直接將這種於西藏流行的肢體運動瑜伽稱為Yantra Yoga(Tibetan Yoga of Movement,TheArtand Practice ofYantraYoga),或曰“演揲兒法”


寧瑪派著名上師南喀諾布先生就直接將這種於西藏流行的肢體運動瑜伽稱為Yantra Yoga


第二,所謂“祕密大喜樂禪定”,或曰“雙修法”“多修法”,即是藏傳密教無上瑜伽修習中的“欲樂定”修法或曰“大喜樂禪定”這確實是一種依持“行手印”,或曰“明妃”修習欲樂,漸次得“四喜”,體認樂空無二之理,現證究竟菩提,即身成佛的一種修法。這種修法或是密教性愛的最經典的一種形式,是密乘佛教無上瑜伽部之瑜伽尼本續的修法。它當早在西夏時代就已經由薩迦派上師傳入,《大乘要道密集》中所見的一部傳自西夏時代的修習道果法的長篇儀軌《依吉祥上樂輪方便智慧雙運道玄義卷》中就有修習“欲樂定”的完整儀軌。


敦煌465窟西夏時代壁畫中的雙身像

中國所見最早的雙身像


由於薩迦派所傳之道果法以《吉祥喜金剛本續》為其根本所依,而後者常常被稱為《大喜樂本續》《元史》“釋老傳”中說“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歇白咱剌”即Hevajra,或者其藏文形式Hebadzra的漢語音譯,所以“祕密大喜樂禪定”也可能就是指與“喜金剛瑜伽”(Kyeerdo rje’irnal’byor)相關的一些瑜伽修習法。



毋庸諱言,“欲樂定”修習確實可以是一種“雙修”法,但其實際的修法並非只是依持“行手印”(明妃、空行母)實修欲樂定一種,它同樣可以依持“法手印”、“記句手印”“大手印”,觀想中入欲樂定,體認空樂無二之理,即身成佛。而且,前述這部道果法儀軌還明確規定“今依密教在家人則依行手印入欲樂定,若出家者依餘三印入欲樂定,契於空樂無二之理也”元朝宮廷或確實曾經傳播過這種“欲樂定”修法,但從我們目前所見到的西夏時代所傳漢譯藏傳密教儀軌中可以看出,欲樂定的修法當早於元朝就已經在中央歐亞和漢地流傳了,傳說元朝首任帝師八思巴上師曾三次給蒙古大汗、元世祖忽必烈皇帝及其皇后、帝室以喜金剛灌頂,可見元朝蒙古人修習“大喜樂禪定”當也不是於元末宮廷中才開始的。可以肯定,元代西番上師所傳的“欲樂定”修法作為一種嚴格、祕密的宗教儀軌,它與漢族士人所津津樂道的於元末宮廷中上演的淫戲——“祕密大喜樂禪定”當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長期以來,“十六天魔舞”被人誤解為是元末宮廷中才出現的、以藏傳密教儀軌為名而上演的一種供蒙古皇帝及其大臣們享用的色情舞蹈天魔舞女通常被視為元末皇帝淫樂無度的物件,這或當又只是漢族士人的一種無知的想象。藏傳佛教的語境中“十六天魔舞”原本是對無上瑜伽部本尊勝樂金剛之中圍(壇城)的一種供養由十六位“明母”,或者“天女”,手持各種樂器,隨著特定的唸誦和音樂翩翩起舞的一種宗教舞蹈它的本來面目不但與情色、淫戲無關,而且常常只是一種“意生供養”,即是密教行者自心間化出十六天魔舞女,於其觀想想象的“十六天魔舞”的形式作為獻給勝樂佛之壇城的一種供養


十六天魔女


是故,它甚至不需要由十六位天魔舞女真實地演練。作為藏傳佛教無上瑜伽部母續的主要本尊,勝樂的修法自西夏時代開始就已經於中國西北地區廣為傳播,於今所見的幾部以漢文、畏兀兒文傳世的《吉祥上樂輪中圍現觀修習儀》中,我們多次見到了有關“十六天魔舞”供養的內容。於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一部源出自西夏時代的題為《大集輪□□□聲頌一本》的修習勝樂輪本尊儀軌中,我們首次見到了“十六天魔”舞女的完整名錄元代政書《元典章》中也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朝廷就下令“今後不揀甚麼人,十六天魔休唱者,雜劇裡休做者,休吹彈者”,這大概是因為“十六天魔舞”本來是一種崇高的宗教舞蹈,不宜於世俗社會隨便亂彈亂唱的緣故,故受到元朝廷明令禁止這條出自元初的禁令也明確證明“十六天魔舞”絕非是元末宮廷才出現的一種宗教樂舞。事實上,它於蒙古人中間的流行也應該歸功於八思巴帝師本人於他的全集中我們不但見到了許多部修習吉祥勝樂輪儀軌,而且還找到了一部獨立的“十六天女供養儀軌”,題為《十六明母供養二品文》,於1250年代寫成於元上都開平府。這說明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很久,八思巴就已經把這種專門供養勝樂中圍的儀軌傳授給了他的蒙古弟子們,顯然其中毫無與“欲樂定”相關的內容,它一定與淫戲無關“十六天魔舞”最後蛻變為一種淫戲,併成為元朝驟亡的罪魁禍首之一,如果這不完全是漢族士人的想象,那它一定是一種墮落了的密教修法,與其本來的宗教意義完全相違背,漢文文獻中對它的描述無疑有很多牽強附會、以訛傳訛的成分,與當時的歷史事實嚴重不符


當我們於藏傳密教之義理和修習的語境中成功地還原了“演揲兒法”、“祕密大喜樂禪定”和“十六天魔舞”的本來的宗教面貌之後,藏傳佛教於元代中國傳播的歷史便一下變得清晰起來。首先,將於蒙古宮廷所傳的藏傳密教修法定義為“房中術”、“淫戲”,並將蒙古大汗熱衷於修習藏傳密法當作其驟然失國的原因,這顯然不是歷史的真實上述這些於元朝宮廷中所傳的藏傳密教修法大部分與“密教性愛(雙修)”無關它們也並非於元朝末年才開始於蒙古人中間傳播的,至少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已經在八思巴帝師(1235—1280)的指導之下,修習過上述所有這些儀軌。對於蒙古人何以如此迅速和徹底地信仰藏傳佛教,以及元朝何以如此迅速地走向敗亡我們都應該對其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探討,並另找原因。


其次,“演揲兒”這個詞彙或為與梵文Yantra一詞對應的畏兀兒文詞彙Yant觙r的漢文音譯這一推測,令我們記憶起今天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之先人於歷史上或曾有近五百年信仰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的歷史。維吾爾人的祖先回鶻人自840年自蒙古草原向南、向西遷徙開始,至元朝末年基本改信伊斯蘭教為止,他們長期與信仰佛教的吐蕃、党項等民族雜居、互動,不但擅於他們的語言,而且也信仰他們的宗教。在蒙古人征服了中央歐亞和西藏等地區之後,畏兀兒人不但常常於蒙古君臣與西藏喇嘛之間充任“譯史”,而且也是他們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中間人


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文獻中,我們見到了大量回鶻文譯藏傳密教文獻,它們與同時代的西夏文、漢文譯藏傳密教文獻的性質和內容完全一致。


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文獻


八思巴帝師的很多著作都是在其畏兀兒弟子的幫助和催促下寫成,並翻譯成漢文、畏兀兒文等其他文字而在中央歐亞和漢地廣泛傳播的。


再次,蒙古人如此迅速地接受和信仰藏傳佛教有其深刻的西夏背景。我們的研究表明幾乎所有可知的曾經於元代中國流傳的藏傳密教修法,我們都可以在俄藏黑水城文獻和其他可以確定為西夏時代的文獻中找到與其相應的文字。前文已經證明,不管是“祕密大喜樂禪定”、“演揲兒法”,還是“十六天魔舞”,它們都不是在蒙元時期才傳入的新鮮東西,它們都曾經於西夏王國出現過。西夏王朝對藏傳佛教吸收之甚深和廣大,遠遠超越以往人們的想象。藏傳佛教於西夏王國內的普遍流行為與其緊鄰的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並不是元朝立國後才開始的,它應該早在蒙古征服西夏和畏兀兒地區的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


還有,元代蒙古人的藏傳佛教信仰對其後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這或是短命的蒙古征服王朝給後世中國留下的一筆十分持久的遺產。以推翻蒙古統治而建立起來的明王朝,並沒有因為藏傳密教曾被認為是導致元朝迅速敗亡的罪魁禍首而禁止它在明代中國的傳播,相反明代的大部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較之其蒙古前任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所見明代翻譯成漢文的藏傳密教文獻遠遠多於元朝“演揲兒”這樣的修法不但繼續流行於明朝宮廷,而且顯然也傳到了滿清宮廷之中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大量源自西夏、蒙元和明朝的漢譯藏傳密教儀軌,大部份出自滿清宮廷的收藏。


清宮廷藏究竟定封面西金剛佛雙身像


最後,上述研究所揭示的事實充分表明藏傳密教自11世紀開始就已經連續不斷地滲透到漢傳佛教傳統之中,藏傳密教於西域和中原傳播的歷史是元、明兩代佛教歷史的重要內容。對那些源自西夏、蒙元和明代的不同語文翻譯的藏傳密教文獻的研究,勢將為西域和中原佛教史增添一個長期被人遺忘的篇章。迄今學界對密乘佛教史的研究完全沒有將漢傳密教(或曰唐密)和藏傳密教(簡稱藏密)整合起來,對藏傳密教所代表的無上瑜伽部密教曾於西域和中原傳播的歷史一無所知,而這正是在蒙元大一統的前提下蒙、藏、漢、畏兀兒、西夏等民族之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出彩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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