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劉曉東》:兩個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保馬修訂稿)

2019-09-11 19:34:58


編者按


《劉曉東》是由70後作家弋舟在20122013年相繼發表的小說《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三個獨立中篇組合而成。保馬今日推送李陀老師的評論文章,在他看來,弋舟熔鑄於文字的形式試驗與人物的張力恰恰為進入當代自我話語的分析與探討提供了某種有益的參照。主人公被深深打上了改革時代的烙印,劉曉東式的自我折磨與自我質疑所展現的形象魅力激活了文學回應現實的巨大的思想能量,使文學具有了理論和學術難以企及的學科優勢。


文章載於《讀書》雜誌2019年第9期,保馬推送的是李陀老師的修訂稿,感謝他對保馬的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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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

(保馬”修訂稿)

 

                  —評弋舟的組合小說《劉曉東》


 文|李陀


現代人是分裂的、殘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敵對;馬克思

稱之為“異化”,弗洛伊德稱之為“壓抑”,古老的和諧

狀態喪失了,人們渴望新的完整。

         ——引自《分成兩半的子爵》後記





無論誰————

你如果深深陷入自我的泥潭,你有可能憑自我之力爬出這個泥潭嗎?




反覆閱讀弋舟的小說《劉曉東》,這個問題反覆出現在我心裡。



不過,初讀這個作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這部作品寫作上的精緻。從大的方面說,是它的結構:三個獨立的中篇,也可以說三組獨立的故事,然而主人公都是劉曉東這一個人(仔細一點,三個劉曉東形象的細部並不是很統一,但是弋舟對此並不是很在乎),它們形成了一個組合,構成了一個不僅彼此呼應,而且在主題上、旋律發展的變化上以及內在思想脈絡的聯接上,都有緊密關係的、相當連貫的一個整體。我們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個質地正在變異的長篇小說。這對於“長篇小說”這個老體裁,到底是某種懷有惡意的破壞?還是充滿善意的改造?也許兩者都有。不管怎麼樣,人物和故事這麼組織了起來,讓人覺得新鮮,破格,並且明顯地為刻畫人物帶來很多好處和新的可能性。不過這個後面再討論。


從小的方面說,《劉曉東》的寫作有一個特色,就是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的推動,往往依賴於一種特別型別的對話(功能不同,小說裡的對話本來就有各種不同的型別)——表面上,這些對話很日常,甚至很平淡,似乎只不過是連線情節與情節,有一定交待作用的過渡,有也可,沒有也可;但是如果閱讀細心一些,就會覺出《劉曉東》中的很多對話,尤其是劉曉東介入其中的對話,往往暗藏玄機,不管自覺不自覺,對話雙方互相防範、互相測度、互相使心眼兒,因此,儘管看去是一般的聊天說話,實際上,兩個人在說話的同時,都覺得彆扭、尷尬、難受,有些時候彼此還懷有莫名的敵意,相當費神。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不妨把這種對話稱之為“費神的對話”。拿《等深》來說,劉曉東和茉莉,這兩個人每一次的對話,差不多都是這樣費神,不舒服,尷裡尷尬;其中包括兩人關係中最為重要的那場在一片狗的狂吠中進行的雨夜性愛,劉曉東說那是“淋漓盡致的演奏”,“她的身體如琴身一樣和諧,奏響之後發出的聲音如一道匪夷所思的光芒將我籠罩”,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覺得那狗的狂叫聲是來自身下的茉莉,覺得自己“是在和一條蝴蝶犬交媾”——一場肉和性重疊一起的瘋狂對話,實際是這倆人之間所有對話內涵的一個隱喻:他們其實共享著某種黑暗的甚至是骯髒的、見不得人的東西,然而,又正是這汙穢使他們的生命有意義,或者說,讓他們活下去有了理由。我在這裡特別強調一下,弋舟在展示這麼恐怖的一個意象的時候,筆墨沒有多少渲染,修辭上相當剋制,但是,平淡的修辭和隱喻內容之間所形成的分裂和張力是如此尖銳,對任何一個敏感的讀者來說,都過於刺激,很不舒服。不過,作家可能本來就想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日常生活裡的恐怖,本來就平淡無奇。


在《劉曉東》一書的66至68頁,有一場劉曉東在手機裡和茉莉的對話。這時候,茉莉瞞了丈夫(引起丈夫“失蹤”,其實是棄家逃走),瞞了情人(讓劉曉東處境狼狽,扮演著不光彩的第三者或第四者的角色),瞞了兒子(由此兒子幾乎成為少年殺人犯),一直被一個大老闆半包半養的“祕密”,已經盡是破綻,成了他們之間的一層破洞連連的薄紙,可兩個人仍然不能坦白相待;沒有勇氣撕開這層薄紙,劉曉東用軟弱無據的“推理”來自欺欺人,而茉莉被逼得無處可退,竟然以“我需要被愛”這樣無賴的理由,要求只具有“第四者”情人身份的劉曉東,承認她的所作所為都合情合理。按說,小說裡的人物關係設定得這麼緊繃繃、充滿危機感(作家於此的經營,力求不戲劇化,可還是有痕跡可以分辨),此時此刻,兩人應該發生尖銳衝突才是,至少,也要互相揭發、控訴對方的虛偽才是,何況,故事也能由此變得“好看”起來。但是,弋舟對敘事這種可能的取向沒有什麼興趣,或者,他有意壓抑了這興趣(把《等深》變成一個好看的電視劇並不困難),而是把它停留在了日常的“費神的對話”的水平。為什麼?弋舟為什麼這樣做?


如果把《劉曉東》裡三個故事中的劉曉東當做一個完整的人物來看,我以為可以找到解釋:他對塑造人物有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抱負。


劉曉東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一般意義來說,這人很一般:在80年代度過了他的青少年,90年代則是讀書+奮鬥,新世紀裡他熬了出來,額頭上帶著成功人士的烙印擠進了中產階級階層,並且開始戰戰兢兢地享受這個階級在今天社會中享有的種種福利——美食,好酒,旅行,性自由,半合法化的婚外情,隨意撒錢消費的快感,出入“上流社會”派對的自尊心滿足——總之,享受“向上爬”的步步艱辛以及“步步高”所帶來的幸福每一天。在今天,除了各類的新富人之外,他們應該是在幾十年經濟發展中獲益最明顯的社會群體,劉曉東不過是這個生氣勃勃又得意揚揚的新群體中的一分子,還是一個腳步瞞珊的新成員。要是這麼看劉曉東,這人並不很新鮮,如今已經司空見慣。不過,弋舟在《劉曉東》裡所創造的劉曉東,並不是這類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他不一樣,甚至是很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在於劉曉東對自己有一種情不自禁的厭惡。


厭惡?讓我們具體看一看,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厭惡?


這種厭惡,他有時候會直接說出來,“我對自己產生出厭惡”,“我厭惡從自己的嘴裡發出陌生的聲音”,只是,在更多的時候,劉曉東對自己的厭惡往往表達得很曲折,很瑣碎,甚至很委屈。觀察這些細微之處,是我們走進這個人物的內心,審視其精神活動的複雜性和特殊性的一個簡便而且有效的入口。就以他和茉莉的情人關係來說,那可是一團彩色的亂麻,從中抽出的情感線頭,有的能夠通向那個“犬聲如沸的夜晚”,“想起在她身上如奏琴絃般的迷醉”,是情和欲的雙重大合唱,但是,劉曉東又有一種清醒,知道這團亂麻不梳理為好,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和她不過是利用彼此來隱藏各自的命運”——承認兩個人在互相利用,這已經是一個冷峻的自我剖析,其中隱含著對自己的厭惡。不過,進一步深究一下,其實這個冷峻在剛一出口,已經立刻打了折扣,“利用彼此來隱藏各自的命運”這句話,是如此文縐縐,溫文爾雅,一下子就把隱含於“互相利用”這層意思中的自私和陰暗,用“隱藏”和“命運”這樣禮貌的修辭一下淡化了,似乎,所以如此,是無奈,是不得已,全是“命運”使然——劉曉東當然沒有意識到這些,他不可能知道人的日常語言和人的自我認識有著如此緊密的、難以分割的關係。當語言進入自我意識的時候,它絕不再是交流工具,這對認識劉曉東這個人物是一個關鍵,對分析潛在於《劉曉東》中的可能的大主題,更是關鍵。通讀小說,我們會發現劉曉東即使在自言自語,在內心裡自己對自己獨白的時候,也都用得是這種很“文”的書面語語言。這當然符合他的教授和藝術家的身份特徵(也是多數知識分子的身份特徵),但是,很“文”的書面語所必然的節制和精確,對於劉曉東是一種必須:他在厭惡自己的時候,可以天然地給自己留有餘地,例如,“我用了兩個小時,喝掉了三紮啤酒。這點酒本不足以讓我暈眩,恰好可以讓我隨心所欲地憐憫自己”——厭惡自己,又憐憫自己,這種矛盾和精緻的心理活動,如果沒有這麼文雅精緻的語言,可能嗎?“抑鬱心境晨重夜輕的節律特點,讓我在每個清晨醒來的那一刻都感到生不如死。我茫然地躺在床上,靈魂彷彿可以俯視自己此刻的境遇:擠在一屋子書裡,書和人都顯得那麼荒謬。”這樣的劉曉東,像是一個性格多疑的醫生,很固執,一定要自己對自己做病情診斷,兼醫生和患者於一身,而他的診斷工具,卻只能是語言, 然而,語言完全不同於x光機,他的“透視”不可能客觀,反而常常是神經質的,疑神疑鬼,有一種病態的自虐傾向,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謹慎的,小心翼翼,時時刻刻地可憐自己、心疼自己,擔心傷害了自己。

當劉曉東厭惡自己的時候,能明白正是他的語言,讓他的那些指向自我的觀察和診斷,每一次其實都讓自己更厭惡自己,可又不能擺脫這厭惡嗎?

他當然意識不到,自己語言恰恰會是自己的敵人。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折磨、好像要用自我折磨來挽救自己的劉曉東。


不只是《等深》,在這個組合的另外兩篇小說《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盡頭》裡,劉曉東也都活得如此辛苦。這讓我們想起黑塞的小說《荒原狼》。黑塞筆下的哈立·哈勒和劉曉東,這兩個人是不是有些相似?若比較一下,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雖然寫作年代相差了近一個世紀(《荒原狼》寫於1927年),但是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人物還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精神生活都異常活躍,異於常人,然而,恰恰是內心的豐富讓他們活得很不痛快,終日憂鬱,一種陰鬱的憂鬱————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悲劇,至少其中有悲劇性。有了這種意識,不管多麼不情願,他們會自覺不自覺地扮演某種悲劇演員才會去扮演的角色;對悲劇演員來說,那只是舞臺上的生活,一時而已,可是對於他們,那是在日常生活裡的無間斷演出,一刻不得停頓,直至終生。為此,日復一日,他們感覺自己是分裂的,虛偽的,這讓他們活得更加艱難,生活,甚至生命,都是不堪忍受的重負。也為此,他們都有這樣的感覺:黑夜已至,路也已走到盡頭。說實話,寫到這裡,我有一個衝動:放棄原來寫作這篇評論的初衷,乾脆寫一篇關於哈立·哈勒和劉曉東的比較研究的文章,那一定非常有意思,不但會涉及一百年來在世界範圍內中產階級演化的歷史,涉及不同歷史條件下中產階級的在性格、情感和倫理上異同,還能讓文學批評在一個更開闊的視野裡,進入對當下國內中產階級,特別是當代知識分子狀況的研究。不過,我必須放棄這樣的誘惑。因為這可能會削弱對《劉曉東》的評價,集中分析劉曉東這個人物,可能更有意思。

為什麼我覺得,比起哈立·哈勒這個荒原狼,劉曉東更有意思?

為劉曉東不是狼,他沒有以“狼”自居,想都沒想過

黑塞塑造的哈里·哈勒這個人物,有一種和20世紀格格不入的浪漫主義色彩,憤世嫉俗,對現實世界充滿了憎惡,而且自視甚高,把周圍的社會看成一片荒原,而他自己是這荒原裡一隻孤獨的狼;儘管在旁觀者看來,那狼性多少是一種不自然的、做作的、自我欣賞的表演(許多浪漫主義者都有這毛病,如拜倫)。劉曉東不一樣,他雖然常常覺得孤獨,可他不喜歡孤獨,更不像哈里·哈勒那樣欣賞自己的孤獨,相反,他對自己身邊的人和生活充滿興趣,樂於交友,樂於助人,只要有人需要幫助 ,不管是誰,同學、朋友、已經完全分手的女友,甚至是不相干的陌生人,他都熱心地出手相幫,而且,一諾千金,一定幫到底。在《而黑夜已至》裡,女孩徐果不過是他的情人的一個學生,兩個人素無來往,可是,當徐果告訴他父母遇害,真凶卻多年逃逸,懇求他當“代理人”去討一個“公道”的時候,劉曉東竟然答應了,並且,後來不知不覺地陷入了一場由車禍、謀殺、訛詐,甚至有可能涉嫌敲詐犯罪等一系列大麻煩之中的時候,他一直很硬氣,沒有一點害怕,也沒有退縮,硬撐到底。在整個這過程裡,劉曉東所作所為,不但有些硬漢的色彩,甚至有幾分俠氣。不過,當一切都結束,劉曉東在情人的床上一覺醒來,用手機拍下了灰白的黎明之後,“抑鬱症患者晨重夜輕的節律”就再度發作,他不但沮喪、氣餒,精神崩潰,還突然哭了起來,並且乞求馬上去醫院。顯然,心理和情感上能把強和弱如此自然地交織混合起來的一個人,不像狼,說不上有什麼“狼性”,他和社會的關係,也絕對不是荒原和狼的關係。比之“荒原狼”,劉曉東是個更復雜的文學形象。在《所有路的盡頭》裡,這種複雜性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仔細讀,在這個故事裡,雖然並不缺少性(還有同性戀)、殺人、旅行、三角愛情,以及愛情和友情的背叛等等這一類構成故事的必須元素,但是,這篇小說裡的劉曉東,並不是把這些元素組織起來,並且形成動力來推動情節的關鍵人物,在某種意義上,他在故事裡是個被動的旁觀者。如果一定要找到他和故事之間最要緊的聯絡,只有一個東西,就是他作為生日禮物,以“最大的誠意”送給邢志平的那個“一隻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畫作——一幅充滿妄誕的色情誇張、又企圖表達一點曖昧寓意的影象(就畫論畫,其實是很閤中產階級追求前衛口味的流行藝術)——首先,這張畫是導致邢志平最後自殺的間接或直接原因,如果沒有它,即使邢志平再軟弱、再懦弱、再怯弱,要依靠“大猩猩和女人交媾”的想象才能性勃起,才有勇氣投入女人的懷抱,才在女性那裡尋得活著的理由,他也還是可以活下去的,不一定自殺;其次,在一次爛醉之後,劉曉東和“弱陽性男人”邢志平也差點發生了性關係,儘管最後,由於性取向不同才沒有成事,使得前者“衣衫不整地衝出我的世界”,而後者,於事後想起兩人之間夢遊似的相互撫摸,卻“覺得自己陡然觸控到了無盡的荒蕪”,覺得“那種手感太驚人了,彷彿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這還不夠,劉曉東甚至認為在那一刻,“也許我們的淚水,還在一剎那各自洶湧”。這感覺實在不尋常了,不能不讓讀者驚異。可是,這些情感活動該怎麼解釋呢?觸控到“無盡的荒蕪”和“死亡的本身”,那是什麼意思?這個情節和場面的描寫,僅僅是“現實主義”嗎?這一串的問題,當然可以從“寫實”的角度去做解釋,但是,那個含有“最大的誠意”的生日禮物,以及它引起的種種後果(不只是畫本身),無論如何是一個橫在解釋前面的障礙,難以繞過。為此,這裡的閱讀和讀解,是不是可以把它當做某種象徵和暗示來看待?我覺得,這裡的關鍵不在於誰是猩猩,是誰在和猩猩交媾(雖然這也是理解和解釋《劉曉東》這部小說可能的方向),也許,它更多暗示的,是劉曉東和邢志平這兩個人、這兩個文學形象,貌離而神合,其實是一種人,或者,是這一類人的陰陽兩面。不僅如此,仔細讀《所有路的盡頭》,揣摩故事裡餘下的一些人,我覺得還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看法:尹彧(這個名字對整個小說都是一種暗示)、尚陽、丁瞳,他們根本上也和劉曉東、邢志平是一類人。猩人交媾圖,其實是他們所有這些人的某種尖刻的概括,他們的品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現實。


 《荒原狼》英文版封面


在這篇評論的開始,我說《劉曉東》的特殊結構方式為刻畫人物帶來了新的可能性,那麼,這是一種什麼可能性?現在回到這個話題上來:篇幅不過十八萬字左右,小說裡竟然容納了近二十個人物,而且個個都有形有神,形象飽滿,如果不是以三個中篇組合,構成形態變異的一種長篇寫作,是很難做到的。問題是,這樣苦心經營,弋舟究竟圖的是什麼?他想做一件什麼事?認真檢視一下他筆下的這些形象,我以為《劉曉東》營造了一個特殊的空間,作家利用它精心佈置了一個人物畫廊,除了兩個貴為總經理、董事長的資本家之外,畫廊裡的人物年齡不一、境遇不一、性格不一,但都是深深打著改革時代烙印的當代知識分子——不妨把他們看做是“劉曉東家族”。只不過,不同於我們近年來在文學中遇到的類似寫作,劉曉東的這個“家族”,有很鮮明的家族特徵。什麼特徵?這可以從他們的年齡和經歷入手去琢磨。不但劉曉東自己,他周圍的那些人物,如周又堅、茉莉、揚帆、邢志平、尚可、丁瞳、尹彧,也都是於八十年代在大學裡讀書,經歷了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們不同於有過上山下鄉經歷那一代人,他們和文革歷史沒有直接的交集,和文革結束、改革破冰那一段歷史也沒有多少關係,養育他們的,是九十年代以後的改革歷史,其實可以把他們稱作後改革一代(如果把《劉曉東》看做是一種文化象徵,“劉曉東家族”應該包括整個後改革一代)。今天,這個群體正在成為或者已經成為社會中堅,可以預見,這代人在未來對歷史會有更大的影響。問題是,《劉曉東》的主要人物是劉曉東,從寫作層面上看,其實小說裡的三個故事,無論哪一個,都不難充分展開,都是一個可以發展成為很好看的電視劇的好題材,可弋舟置之不顧,費心費力,經營了這麼一個“劉曉東家族”人物畫廊,圖的是什麼?僅僅是故事需要嗎?是寫作的某種策略嗎?還是有更深的考慮?


我的看法是,有了這個畫廊,劉曉東這個人物不但有了一個具體又清晰的時代和社會背景,而且,他對自己的厭惡,以及由此生出的種種內心活動,就有別的讀解空間,避免變成一個孤獨個人的孤獨故事。


評論家李雪在討論弋舟的時候,寫了一篇名為《被重寫的故事與被植入的歷史》的很好的文章,文中指出:“在《所有路的盡頭》中劉曉東想要搭建一個同代人對話的平臺,孤獨的個體藉助溝通、探知、在對方身上認出自己,來建構具有同質性、整體性的‘我們’”,我以為李雪這看法很準確,是理解劉曉東這個人物文學意義的一個關鍵。讓我們再回到“費神的對話”。劉曉東和他的朋友、情人那些對話,為什麼都那麼費神?如果進入這些對話過程做更細緻的分析,對話之所以費神,雙方雖各有緣由,其實根本上是劉曉東自己的問題:是劉曉東對自己的厭惡躲在了或溶進了那些對話之中,對話中的每一個對方,這時候都成了一面鏡子,讓他總是在這些鏡子裡看到自己的靈魂,於是,每一次對話都成了他進一步自我審視的機會,也成了進一步厭惡自己的機會。如此,對劉曉東來說,很日常的對話裡總是隱藏著一種莫名的、難以言說的恐怖,一種很日常的恐怖——說起來,“費神的對話”,不過是《劉曉東》故事敘述一個線索,但是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幾乎對劉曉東都是一次磨難,他不僅“在對方身上認出自己”,並且一次又一次明白自己是那個同質性的“我們”的一員。反過來說,“我們”不過是一群不知反省,也永遠不會對自己生出厭惡的一群劉曉東。也許,其中周又堅這個人稍有不同。在《劉曉東》幾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裡,作為茉莉失蹤的丈夫,劉曉東的情敵,他的角色本來很吃重,但弋舟對這個人卻著墨不多,可以說是簡筆,為此人物形象比較簡單化,有點可惜,不過,在故事結尾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像驚險片一樣的大反轉:周又堅不但意外現身,聲稱他在三次刺殺有奪妻之恨的仇人不成功之後,已經投在了仇人門下,而且,他還對劉曉東高聲宣佈,“現在,我成了他的人。我覺得,他比我們更配愛茉莉”,“曉東,世界變了,你知道嗎?世界變了!”以這樣一個戲劇性的結局,弋舟不但一下子讓這個人物立體起來,活了起來,創造出一個活生生的市儈型知識分子的形象,同時獨具匠心,給劉曉東設定了另外一面鏡子。再三琢磨劉曉東那些考察自己、質疑自己、自我折磨的時刻,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說他和邢志平貌離而神合,其實是一種人,是一類人的陰陽兩面,這讓劉曉東感到恐懼,以至覺得自己“一下子摸到了死亡的本身”,那麼,周又堅這面鏡子,則讓他看到了另外一個景象——早早晚晚,他自己也會成為一個市儈型知識分子。


劉曉東是否意識到,他有可能變成一個當代市儈?

他的日常恐懼是否與此有關?



在《等深》的故事裡,當茉莉承認早已經被一個大款半包半養了,並且請求他不要譴責她的時候,劉曉東有這樣一段內心獨白:“我當然無意去譴責她。人人都在偷竊著生活,她只是很不辛被逮著了而已。在這個時代裡,我也活得看起來有滋有味,我在講臺上說油嘴滑舌的學問,我在床上,奏響一個又一個女人。”這幾句自言自語並不複雜,但是其中裹挾的情感活動內容卻很複雜,“人人都在偷竊生活”,這已經包括劉曉東自己在內,說茉莉只是“不幸被逮著了”,意思是他很幸運,至今還沒有“被逮著”,應該說一個人能這樣看待自己,表明他具有相當的反省能力,如果更自覺,他有可能實行道德上的自救。然而,也是在這段話裡,一句“奏響一個又一個女人”,又洩漏了他的妥協,以及他的得意,特別是“奏響”這個文縐縐的甚至可以說是很“酷”的修辭,客觀上不但把前邊那些自譴自責全部推翻,而且顯得完全是假惺惺。於是,問題又回到了本文前邊從劉曉東的自我厭惡裡引出的一個分析:當語言進入自我意識的時候,它絕不再是交流工具,當一個人試圖通過反省認識自己的時候,自己語言恰恰會是自己的敵人。


如果這樣的分析,是從對《劉曉東》的批評裡邏輯地引申出來的,那麼,它和《劉曉東》的寫作,又是什麼關係?


對此我想到李雪的《被重寫的故事與被植入的歷史》這篇文章中的另一個意見,她認為,弋舟的寫作有一種嘗試,是“將人從觀念中移位,放置到具體環境中,讓人在現實關係與歷史背景中獲得自我闡述的能力。”依照這個思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劉曉東》的寫作,看做是把人放在“現實關係與歷史背景”裡,然後檢測能否“獲得自我闡釋能力”的一次試驗?如果是,劉曉東的自尋煩惱,他對自己的厭惡,能不能算作是一種不自覺的“自我闡述”?


劉曉東是個喜歡思考的人,有時候他會把自己的苦惱和疑惑放大,把心裡的那種荒蕪感和大的問題聯絡起來;在《所有路的盡頭》這個故事的篇末,他再次想起了邢志平,“今天算是我和邢志平共同的生日。我們差不多是前後腳來到了這個世界。我們都趕上了一個大時代。我們是兩個陌生人,但我們是一代人。現在,他死了,我的路卻還沒有走到盡頭。當然沒有。起碼,對於這個世界,邢志平走到盡頭的時候一無所欠。而我,還欠著一個巨大的交代。”但是,如此把自己和大時代聯絡起來的思慮,在劉曉東那裡從來不能深入,如果把他的內心比作一池漣漪,那每一波的盪漾都是越遠越無力,永遠不能到達岸邊,無論是此岸還是彼岸。我們越是仔細研究這個人,就會越發現,他最關心的是他自己——自己的憂鬱,自己的惆悵,自己的苦悶,還有自己對自己的厭惡,即使其中總有一種想認識自己,解釋自己的衝動,但終歸是走不出自己。怎麼解釋劉曉東這樣的心態?這能算是一種“自我闡釋”嗎?依我看,恐怕這裡只有“自我”,沒有闡釋。


或許,《劉曉東》寫作的一個重要意義恰恰在這裡:儘管小說裡,或者劉曉東的煩惱裡,自我這個概念並沒有成為敘述的核心,但實際上它無所不在,像一個無形無聲的魔咒,約束著、支配著劉曉東所有的思想和行為,也約束和支配著由劉曉東這個人物貫穿的三個故事的整體敘事,無論是其情調、風格或是內涵。如果把這個批評繼續,那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在改革開放後期,也就是在劉曉東和他的家族成長、成熟的這一段時間裡,一種新的有關自我的話語是如何迅速膨脹起來的,在這膨脹過程裡,它與傳統的個人主義話語有什麼繼承和變異,還有,是什麼新的歷史環境促使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人這麼樂意進入這個話語,自覺自願地習得這種話語,同時一起快樂地一起奔向“實現自我”、“活出自我”的美麗夢想。


進入21世紀,思想和倫理領域中一個非常顯眼的現象,就是有關“自我”話語的迅速繁殖和擴張。發現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這一類說法和語言,已經成為今天日常生活中最活躍、最亮眼、最得人心的概念,由它們為中心衍生出來的一些通俗版的自我話語,不僅非常流行,而且幾乎在建構一種最新版的當代“三觀”。舉個例子,查一查百度的“自我價值”的解釋,其中有這麼一段,“自我價值是理解層次中‘身份’的衡量面﹐就像一棟房子的高低﹐或者一個 麵包的重量。自我價值並不明確﹐就像尺寸或斤兩等衡量單位﹐但是可以由一個人的生活多麼成功快樂而測知。”如果聯想到網路中還有這樣的說法:自我價值的實現是人生金字塔的塔尖,那麼百度中對自我價值的這種介紹,可以看作是今日自我話語的一個很好的縮寫。不過,真正發揮影響的,不是這種縮寫,而是當下文化產業所生產出的眾多產品中所蘊含的自我話語的變異形式,例如《延禧攻略》中一個主題——保護自我,永遠不要失去自我——在此劇播出後就產生了巨大的社會連鎖反應(可是,似乎至今沒有對這個主題做的批評和討論),說這個主題為近來自我話語的正當化和合理化做了第一重要的貢獻,也許都不為過。但是,《延禧攻略》還只是冰山一角,當代自我話語的繁殖和傳播,在水面下有更活躍更廣泛的渠道,再舉一個例子,當前有很多企業的文化活動(數量驚人)其主題就直接是自我價值的實現,而且,由於有成功企業和明星企業家做雙保險,做示範,那種“場”的巨大威力,又是其他形式絕不可比擬的。可以說,自我話語的生產和傳播由此不但獲得了大資本的背書,也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形式。總之,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當代自我話語的不斷更新和擴張,已經是今天意識形態領域中一個絕不容忽視的新動向。我不清楚理論界和學術界對這個新動向是否做出了反應,讓我高興的是文學已經做出了反應,那就是弋舟的《劉曉東》的寫作。也許,小說領域裡已經有作家做了類似的事情,但至少,好像沒有弋舟做的這麼尖銳,這麼直接——問題不在怎麼尖銳和直接,重要的是,《劉曉東》並不是把它對自我的質疑,當做社會問題“點”出來,或者說出來(近來不少小說寫作,在涉及社會重大問題的時候,往往還是“說”出來的),弋舟是塑造了一個人物劉曉東(還有劉曉東家族),這個人物並沒有說多少有關自我的話,他不過是痛苦地懷疑自己,厭煩自己,是一個被自我折磨而不自知的文學形象。正是這種“不自知”構成了這個形象的魅力,而這種形象魅力才是對“自我”的一種文學式的質疑和批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有一定哲學意味的質疑和批評。


一個文學人物,一個文學形象,能具有這樣的能量,在當代文學寫作裡,還不多見。


限於本文宗旨,在這篇文章裡,我不可能對《劉曉東》的寫作和自我話語的批判之間的關係,做更細緻的討論,那要涉及很多別的學科,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還要涉及自我話語建構的歷史和現狀,那就很複雜了。不過,我以為就文學批評來說,畢竟《劉曉東》這個文字,還有弋舟在這個小說裡實現的寫作,都是進入有關當代自我話語分析和討論的難得的機會。相較其他學科,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有它自己的優勢——畢竟文學是一個專門以“研究”人的複雜性為自己“專業”的思想領域,而且,還可以直接以現實的、當下的、正在發生的活材料為物件,那是理論和學術難以企及的。批評如果這樣做,我覺得會對目前通行的仍然比較“純文學”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是個提醒,何必那麼自縛手腳?再說,文學批評本來很多時候就是跨領域跨學科的,一點不純,寓於文學中的思想是那麼豐富,批評應該比它更豐富才是。


此文最前面,我在副題上引了卡爾維諾的幾句話,似乎那是他寫作《分成兩半的子爵》的心得,也許他還認為那是這小說的主旨。為什麼需要這引文?因為這給我一個機會,可以拿《分成兩半的子爵》和弋舟的《劉曉東》做一個比較,我想說的是,比較之下,卡爾維諾不顯得很膚淺嗎?不錯,現代人是分裂的、殘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敵對的,但是把“自我”簡單地分成了“善”和“惡”的兩半,不管是什麼考慮,不管有多少複雜的文學動機,都不過是假借古典的名義在有關人的主體的認識上實行膚淺的倒退。這本小說譯過來之後所以很流行,我想還是和前述那種庸俗的新版自我話語有關,是流行促進了流行。讀讀《劉曉東》吧,即使像劉曉東那樣一個聰明的、不安分的人,一旦陷入這種自我話語構成的自我,他所得到的可不是善和惡的清晰分辨,而是無盡的苦惱。


《荒原狼》電影海報


最後要說明的是,在2016年4月號《讀書》上,尚曉嵐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荒原狼的嚎叫》(筆名所思),我以為是迄今有關《荒原狼》這小說最好的評論,至今我還清楚記得自己讀這篇《嚎叫》時候那種莫名的感動,寫這篇關於《劉曉東》的評論文字,不但是受了《嚎叫》一文的激勵,也是對她的很多思考的一個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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