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香江往事

2019-09-06 10:44:28




本文經授權轉自AI財經社(ID:aicjnews);作者:仉澤翔,編輯:嵇國華


一場TVB式的商戰傳言在網路上炸開,深圳河兩岸停泊的兩艘金融航母被捲入其中。


北岸的中國平安在風暴中秀出了肌肉,半年6391.55億元的營收讓鵬城一眾巨頭望洋興嘆,身體力行的告訴世人“祝你平安”這四個字的含義其實是“恭喜發財”。


南岸的匯豐銀行卻陷入高管離職、裁員數千,股價連斬的麻煩中難以自拔,這艘有著150多年曆史的鉅艦隱隱有傾覆的危險。


8月以來,香港商界紛紛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反對暴力。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金融機構,匯豐銀行也登報呼籲溝通解決分歧。在這則廣告中,匯豐寫道,“香港與匯豐的發展在過去息息相關,在未來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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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在歷史上可能不太顯眼但絕對是充滿忙碌的一年。 


當年3月,連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蘇伊士運河在修建中爆發霍亂疫情,12萬埃及民工在工地上死去,平均每修建100米運河要死去738.5人。時任英國首相巴麥尊子爵因此在議會被議員們連番質問,焦頭爛額。 


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南北戰爭即將結束,4月3日,尤利西斯·格蘭特將軍率軍攻佔南部聯盟“首都”里士滿,南方聯盟軍總司令羅伯特·李將軍在6日後宣佈投降,美國恢復統一。 


在遠東大陸上,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戰事也已近尾聲,洪秀全早在南京被捕殺,殘餘的太平軍已成強弩之末。曾國藩和李鴻章在上海辦起江南製造總局,這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軍火工廠。一個嶄新的大清國看似即將恢復往日的榮光。 


同在1865年,英屬香港,這座原本的小漁村經過20年的發展,已初具繁華。3月3日,在維多利亞港畔,一家新興銀行悄然開門迎客。 


整整一個月後,里士滿被攻佔的同一天,上海南京東路外灘路口,這家來自香港的新興銀行把業務拓展到了中國內地,銀行的名字正式被定名為香港上海匯理銀行。 


15年後,為了討個好彩頭,在精通風水的華人買辦古應春的建議下,匯理銀行更名為匯豐銀行,請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重新題寫“匯豐”二字。 匯豐銀行的英文全稱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縮寫為“HSBC”,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從這名稱能看出,匯豐一開始的定位就是紮根香港和上海,連線中國與整個寰宇。

圖/視覺中國


1865年的上海,乘著洋務運動的東風,藉著長三角廣闊腹地的優勢,已隱隱有了成為遠東金融中心、冒險家樂園的趨勢,輻射範圍北接京津,南抵廣府,與站在東西方貿易中間點的補給站香港,一南一北遙相呼應。 


上海租界裡,使館、公邸、洋行林立,但匯豐銀行卻始終佔據著外灘最中央的位置。 


木帆船駛來歸去,將茶葉、瓷器和絲綢運往海外。傳統的中國錢莊早已不能滿足日益繁榮的貿易融資需求,在跨洋貿易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外資洋行開始盯上大清國的金融市場。 


在這一年,香港和上海共有21家外資銀行揭牌,分別來自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歐洲金融中心,近一點的也來自印度的和加爾各答。只有蘇格蘭人修打蘭和他牽頭籌建的匯豐銀行在香港本地註冊,又把業務發展到了十里洋場的上海。 


修打蘭在匯豐銀行的招股章程中點出了把銀行開在香港的好處,“現在在中國的外資銀行分行總部皆在英格蘭或者印度,它們在與本地貿易行開展貿易往來時很難佔據優勢地位,因為本地貿易行的經營範圍比前些年更大,貨品種類也更多。” 


修打蘭當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他身後是當年對華貿易中佔統治地位的寶順洋行、瓊記洋行、沙遜洋行等10家洋行。憑藉強大的資本背景,負責匯理銀行上海分部的經理麥克林很快就讓匯豐銀行變成上海灘首屈一指的銀行,甚至負責發行上海銀票。 


在1949年之前,幾乎每一任匯豐銀行大班(總經理)都會強調,“不惜一切代價,只求稱霸上海灘。”上海匯豐擁有比香港總部更強大的權勢,可以調動中國境內20家分行的全部資金。 


1876年上任的大班傑克遜用雪白的銀元撐起了左宗棠遠征新疆,建起了淞滬鐵路,北洋艦隊的軍費也出自於此。匯豐銀行一度成為由英國人把持的中國總稅務司的御用銀行,日進斗金。 


有歷史學家統計過,在1874年-1890年,清政府向各國借貸的26筆外債共計4136萬兩白銀中,有2897萬兩來自匯豐,超過了總額的七成。 


此後的甲午戰爭和庚子國變中,匯豐銀行再度扮演了救火隊員的角色,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匯豐銀行為清政府累計提供6000萬英鎊的貸款。 


地位如此超然,財富也滾滾而至。匯豐銀行的地下金庫中存滿了真金白銀,負責對外公佈每天中國市場上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匯率。 


在繁榮的東西方貿易中,匯豐銀行就像一個編譯器,溝通著中西的金錢往來。一位叫做雅萊的華爾街分析師在二十世紀初撰文指出,儘管匯豐是私人擁有並經營的銀行,但是在亞洲所享受的金融機構信用評級,相當於英格蘭銀行或美聯儲。“幾十年來,它的經營兼具盈利性和責任性,滿足了中國乃至亞洲的發展需要。” 


華人買辦的作用從未如此強大。在匯豐,銀行長期以來與某幾個買辦家族緊密捆綁在一起。比如主持廈門匯豐的葉家,在長達80年的時間裡,葉家一直是廈門匯豐的獨家代理人,掌管匯豐在當地的業務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即使匯豐銀行撤離了廈門,葉家也移民到了汶萊,雙方依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葉家的後裔在汶萊仍然在充當匯豐銀行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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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匯豐銀行在上海外灘的新大樓落成,帶著穹頂的教堂式大樓巍峨地矗立在黃浦江畔,號稱“從蘇伊士運河至白令海峽間最考究的建築”。大樓穹頂四周有八幅精美的馬賽克壁畫,分別以匯豐在遠東地區最重要八家分行為主題。

位於上海外灘12號的浦發銀行(左),原為匯豐銀行上海總部 圖/視覺中國


強勢的上海匯豐還從英國訂製了兩尊銅獅子,分別以香港匯豐和上海匯豐的總經理的名字命名,一隻叫斯蒂芬,另一隻叫斯帝特,象徵著權力與繁榮。 


但歷史讓匯豐最終選擇了香港。 


即便在1949年後,上海匯豐仍然繼續開門營業,但幾乎沒有業務。新生政權迫於內外壓力關起了國門,昔日的大上海,陷入一時的沉默中。 


但為了要在意識形態的對抗下敏銳的捕捉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央做出重要決策——暫不收回香港。 


歷史也給了香港答案。戰爭的餘燼下,從大陸湧入的資金、工廠、人口迅速湧入這個小漁村,新香港人靠著塑料花逐漸把港島裝點得日益繁榮。高樓鱗次櫛比,汽車魚貫而出,佐敦街上的霓虹把東方之珠的繁華裝點的淋漓盡致。 


留在上海的匯豐銀行也並未閒置,和八十年前一樣,這家外資銀行為新生政權提供信貸融通服務,在上海出口匯票,在香港用外匯結算。 


在迴歸前的漫長歲月裡,香港總督、匯豐銀行主席、怡和洋行主席和香港馬會主席被認為是港島最有權勢的四位人物。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主政匯豐的蘇格蘭人沈弼早年曾對《銀行家》雜誌直言,“可以說,我們(匯豐)是準‘央行’。有序的貨幣流通通和外匯市場是香港維持其工商業中心地位並能夠繼續保持繁榮的先決條件。香港的利益和福祉與我們的完全一致。”


實際上也是如此,每當香港遭遇危機時,匯豐從未缺席。 


1965年1月,因捲入房產交易導陷入流動性困境,一張由明德銀號發出總值700萬港元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引發香港戰後最嚴重的銀行風潮。大小儲戶湧入明德銀號,恐慌性的擠兌潮由此爆發。次日中午,明德銀號被港府接管,4個月後宣告破產。 


危機在持續擴散,恆生、廣安等華資銀行同樣受到波及。短短几天,恆生銀行的金庫幾乎被掏空。作為香港實際意義上的央行,匯豐銀行出面兜底,現金成箱運進恆生銀行的金庫。


恆生指數創始人、前恆生銀行經濟研究部僱員關士光晚年回憶,“從匯豐銀行運來的大木箱裝著鉅額現金,用以填補恆生銀行的現金虧空,現金運送數量之多,是我一輩子都不曾見過的。”


生意總是生意,匯豐在這次危機中獲得的收益也是顯而易見的。恆生銀行在這場危機中,將51%的股權以1億港元的代價賣給匯豐。執掌恆生銀行30餘年的董事局主席何善衡將失去銀行控制權一事引以為終身遺憾,“整整哭了兩個晚上”。 


從此匯豐銀行在香港零售銀行中再無敵手。在香港的分行數量從1960年的7家,在10年間發展到了100家,到了1980年,這一數字又變成了250家。



1980年,時任匯豐銀行總經理沈弼在香港油塘灣為第250家匯豐分行開張剪綵


在那篇著名的香港小學生作文《李家的城》中寫道,“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但事實上,這座擁有4000名億萬富翁的城市,不是李家的城,而是匯豐的城。 


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波及香港,股價暴跌,經濟衰退,房地產市場大幅縮水,著名的和記黃埔在這場危機中資產縮水1.7億港元,還背上了3億港元的債務,匯豐銀行趁機買下和記30%的股權,僅僅花了300萬美元。 


匯豐接手和記僅僅4年,賣塑料花起家的地產商人李嘉誠就用1.3億美元接過和記黃埔22.4%的股權,以小博大,得了一個超人的名聲。一年後,李嘉誠將股權增持至39.6%的李嘉誠成為和記董事局主席,首富之位觸手可及。


在1980年,匯豐的香港更加名副其實。國泰航空、南華早報、香港廣播電視公司、海底隧道等公司都有匯豐的影子,甚至在包玉剛的環球航運集團中也有匯豐銀行的持股,最多時持股近50%。包玉剛本人也出任了匯豐銀行的副董事長。 


在包玉剛與怡和洋行爭奪九龍倉的商戰中,匯豐銀行更是憑空變出22億港元,幫助包玉剛逼退怡和洋行。 


鮮為人知的是,早在1974年,匯豐便與怡和實現換股,匯豐持有怡和洋行5%的股權,怡和洋行則有匯豐3%的股份。這起改變香港豪門格局的股權爭奪戰其實是匯豐的左右互搏。 


在1980年,一家美國媒體曾寫道,“沒有比匯豐銀行的董事會更能體現出這塊土地的權力機構的地方了。” 


不僅是包玉剛,在“大班王”沈弼的支援下,李嘉誠、鄧蓮如等人先後加入匯豐銀行董事會,四大洋行,怡和國際、太古集團、英之傑公司、會德豐馬登的代表人物也在匯豐銀行的董事會中有一席之地。 


香港的權力與繁榮,最終被匯豐銀行門口的兩尊銅獅子抓在爪下。



香港中環中銀大廈(左)、長實大廈(中)、匯豐銀行大廈(右) 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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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匯豐銀行推出了一項長達20年的住房貸款業務,這是香港第一款綿延至21世紀的抵押貸款。目的很簡單,用以觀察市場資金對1997年之後香港前途的信心。 


這年9月26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抵達香港。這位鐵娘子一週前,在北京與總設計師就香港未來的談判毫無進展,此次來香港的發言和行程也杳無新意。悲觀、失望的情緒在港島上空瀰漫,港幣暴跌,世界外匯市場的炒家開始拋售港幣。 


悲觀的情緒持續了兩年,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的怡和洋行跑了,在1984年怡和洋行宣佈將公司註冊地遷往百慕大群島,大筆資金流出港島。 


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深圳,“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標語牌已在蛇口工業區豎起,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已震驚世界。1984年東湖麗苑開盤,60平的房子作價5萬,被一搶而光。 


“來了就是深圳人”,80年代的深圳,就像1949年之後的香港,吞噬著來自全國的人口和資金。土地交易、賣樓花,這些來自資本主義香港的玩法都被深圳照搬,香港金融家的吸金手段也被深圳人學去。


1985年8月16日,匯豐銀行深圳代表處升格為分行,10月31日,深圳分行正式剪綵開業


1984年,湛江青年馬明哲已在蛇口工業區勞動人事處工作兩年。一年後,蛇口工業區社保公司成立,馬明哲奉調進入公司,第二年升任副總。1987年中國平安成立,馬明哲獨當一面,擔任董事長。 


和100年前的匯豐銀行一樣,平安自誕生之初便開上高速公路,第一年靠保費收入便吸金500萬元,第二年就增長到5000萬元。


1994年,中國平安開始引入外資入股,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聯手進入平安董事會。2002年,匯豐銀行跨過了深圳河,以6億美元買下中國平安9.99%的股份,成為平安第一大股東。 


馬明哲將這次收購稱為“睿智與力量的擁抱、西方科學精神與東方人文精神的結合”。此後匯豐銀行兩度增持平安股份,還從高盛、大摩手中接過平安股份,達到外資持股19.9%的上限。 


資本的結合往往都是表面兄弟。明面上一團和氣,但匯豐內部卻覺得與平安的合作“十分艱難”。中國平安組建平安銀行時,時任匯豐銀行董事局主席紀勤公開表達了失望,對“平安進入它所不熟悉的銀行業務領域感到擔憂。”




2012年,在匯豐銀行對非核心資產的出售計劃中,中國平安的股份首當其衝,互相看不順眼的兩口子辦了離婚。 


香港人把人生頭一次買房稱為上車,意思是從此搭上人生順風車,憑藉房價漲幅便可獲得可觀的收益。多年後,這一說法傳入大陸,高企的房價令許多年輕人把買房當作一生所想。 


匯豐銀行早在80年代便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房貸供應商,中國平安更絕,直接入股地產商,翻開平安的財報,原來宇宙第一房企的股東是賣保險的。在平安的投資清單中,碧桂園、華夏幸福、融創、旭輝、金茂都是馬明哲先生的小夥伴。 


在最新財報中,中國平安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達2.96萬億元。


2018年,分手五年的匯豐和平安再度牽手,不過這一次雙方的角色反了過來。 


兩度增持之後,中國平安花了不到40億港元吸納了匯豐銀行7.01%的股份,暗戳戳地以0.42%的微弱優勢取代貝萊德集團成為匯豐銀行第一大股東。 


中國平安聯席CEO李原祥公開表示,“投資匯豐是純粹的財務投資,因為對公司非常瞭解且分紅可觀。” 


2017年滬港通開通時,申銀萬國分析師王雅媛便撰文預言,“有朝一日,匯豐是中國的,你信不信?” 


平安成為匯豐銀行第一大股東後,王雅媛再度撰文指出,買入匯豐等於買入一半香港銀行業,銀行是香港的命脈之一,要爭取這命脈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控制匯豐和恆生銀行。 


“再問你一次,有朝一日,匯豐是中國的,你信嗎?”王雅媛再度發問。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與匯豐的發展在過去息息相關,在未來亦復如是。


匯豐的底色從未變更,那就是中國。


本文經授權轉自AI財經社(ID:aicj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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