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的“產權歸屬”與法國式的“政教分離”

2019-04-25 08:59:04

 

在法國全國42258座天主教教堂中,93座為大教堂(cathédrale),其中86座屬於中央政府(Etat)的財產,其餘4萬多座教堂和小教堂(églises et chapelles)則是市鎮(communes)這一級地方政府的財產……

 

230年以來,法國的一個市鎮﹑一座教堂和一所學校的自然與人文景象基本未變……

 

或許正是因為擁有這一天主教遺產與組織資源,法國將能以它一貫的精神價值和方式,度過諸如巴黎聖母院火災這樣的劫難,克服種種困難,重振經濟與文化,並始終為人類社會指明一種充滿人性的演變和發展選項……

 


 


作者 |儒思憂|© 法蘭西360


 

2019415日深夜1135分,巴黎聖母院的大火剛剛被消防員撲滅,馬克龍總統第二次現身現場。馬克龍在察看了巴黎聖母院內到處還在冒煙的被燒慘相之後,向在場媒體發表了簡短講話。

 

在向400名還在廢墟中奮戰的消防員表示感謝和敬意之後,馬克龍神情凝重地說道:

 

“今晚,我首先要向在法國和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表達思念;特別是現在正是‘受難周’,我知道他們的感受;我們和他們在一起。

 

我也要向全體巴黎人表示思念。巴黎聖母院是他們的大教堂;此外,我也要向全體同胞表達思念,因為巴黎聖母院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想象力;在這個地方我們經歷了我們所有的重要時刻:各種瘟疫﹑歷次戰爭﹑我們的解放;

 

所以,今晚我要非常莊重地對大家說:我們將攜起手來共同重建這一大教堂!這也許就是法國命運的一部分,是未來幾年我們的計劃;

 

我在此向大家承諾:從明天起,將發起一場全國募捐;我們將超越國界,招募最偉大的人才;他們將踴躍地前來為重建作貢獻。

 

我們將要重建,我們要重建巴黎聖母院!因為這是法國人所期待的,因為我們的歷史值得如此,因為這是我們深沉的命運……

 

馬克龍的這一現場即席講話被法國許多時政評論家認為是他最誠摯和最令人感動的講話。

 




然而,作為非宗教國家的元首,馬克龍公開把巴黎聖母院與“我們的歷史”和“我們深沉的命運”聯絡在一起,應該說是一種勇氣,一種坦誠;因為,假如沒有巴黎聖母院這一牽動千百萬人心的“滅頂之災”,他的這一番話恐怕會立即被解讀為逾越“政教分離”的“紅線”,並招來左翼反對黨政敵和“政治正確者”們的激烈批評與攻擊。

 

這是因為,政教關係,尤其是“法國的基督教根基(racine chrétienne)”或“基督教民族(chrétienté)”概念在法國是一個爆炸性的敏感話題。而馬克龍從2016年參選總統一直到當選執政以來,曾屢屢發表諸如“誰要是對(法國國王的)蘭斯加冕典禮(Sacre de Reims)或對(1790714)聯盟節無動於衷誰就不是法國人”或“希望修補教會與國家之間被損壞了關係”之類的言論,在這一問題上無意或故意地觸碰“雷區”,引發爭論,使得法國不少可被某些國人稱作“白左”的人士頓時緊張,以為宗教與世俗“兩個法國”的戰火又死灰復燃……

 

但實際上,馬克龍並沒有錯。

 

因為,巴黎人和法國人與巴黎聖母院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一種超乎宗教的歷史與情感的聯絡,而且也是一種切切實實的“財產”關係:巴黎聖母院不是法國天主教會的財產,而是法國中央政府擁有產權的“國家財產”……

 

這兒,我們試圖從巴黎聖母院的“產權”所屬以及法國式“政教分離”的角度,來看一看巴黎聖母院以及更廣義的法國天主教與法國社會關係的歷史和現實。

 




 

為什麼巴黎聖母院是“國家財產”?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法式“政教分離”話題,是對法國國家與教會關係歷史與現狀的一個有力說明。

 

如眾所周知,法國目前是一個實行政教分離的國家。而國家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是通過1905年制訂頒佈的“政教分離”法律(Loi de la laïcité)進行調節,並得到“理順”的。

 

對於法國來說,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是一部極其重要的法律;它不僅發明了一種法國式的“政教分離”原則—即確立信仰自由,國家保證各種信仰權的自由行使,要求教會中立—,而且還規定了國家與教會之間的人事與財產關係;

 

比如,在人事關係方面,國家不再負擔神職人員(主教﹑神甫﹑牧師﹑猶太教法師等)的工資,與此同時,國家也失去關於主教任命的否決權,主教任命權完全由羅馬教宗行使;

 

在經濟關係方面,“政教分離法”把原先屬於“宗教公用事業機構(établissement public du culte)”性質(相當於“國家事業單位”)的宗教團體(教會)改變成社團協會性質的“宗教管理協會(association cultuelle)”;規定這類“宗教管理協會”有權接受用於宗教活動開支的募捐,但中央政府以及各級地方政府不得給予教會任何政府補助;

 

與此同時,“政教分離法”也對教堂建築的產權和使用權作出了規定。

 

而法國教堂建築的產權歸屬,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波折:

 

1789年大革命時期,法國各地的各類教堂建築曾都被沒收,成了國家或市政府財產;1905年“政教分離”法律生效後,新教﹑猶太教等其它當時已存在的教會都通過成立“宗教管理協會”購買了原來用於宗教活動場所的建築物,成為教會自己的財產;法國政府希望勢力最大的天主教會也能象其它宗教一樣,贖回教堂建築財產,但遭到了天主教會的拒絕。

 

當時的羅馬教皇披耶十世(PIE X)因擔心影響天主教會的組織機構,明令禁止法國教會成立這類“宗教管理協會”;

 

法國政府和天主教會為此“僵持”了一段時間,直到190712日“關於公開行使宗教信仰活動的法律(Loi sur l’exercice public des cultes)”頒佈,這一問題才得到解決;

 




這部法律對法國教堂建築的產權歸屬作出了妥協,也即規定:凡1905年以前修建的教堂建築,其產權歸國家(中央政府)或地方市政府所有,但國家和市政府必須免費提供給教會作為宗教活動場所;1905年以後興建的教堂的產權則由建造者完全擁有。

 

按照這一法律原則,巴黎聖母院建築物的產權歷來十分清楚:它屬於法國中央政府所有,也即如一般人所說的,是“國家財產”。

 

在這個意義上,說巴黎聖母院“象徵法國,代表法國”倒還真是“名副其實”:她和巴黎人及法國人的連線不只是歷史﹑精神或文學上的;即便在財產歸屬上,巴黎聖母院也的的確確“屬於法國人民”,而不是天主教信徒和教會的專屬財產……

 

 

法國的宗教文化遺產:法式“政教分離”的一個“怪胎”

 

法國國家和天主教會的這一財產關係經1905年政教分離法律和1907年法律確立之後,一直延續至今,形成了當下法國特有的宗教文化遺產格局,即:一方面,國家擁有極其豐富的教堂建築及藝術品遺產,成為各地發展文化事業與旅遊產業的重要資源,但另一方面,它又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教堂建築和歷史文物遺產保護與維修的資金壓力。

 





法國政府究竟擁有多少座教堂和宗教文化遺產?

 

對於這一問題,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誰也無法提供一個確切的資料。

 

2016年9月,法國天主教最高議事與決策機構—法國主教會議(Conférence des Evêquesde France)經過一次大規模的清典調查之後公佈了一系列相關資料:截至2016912日,法國全國共有教堂(églises)和小教堂(chapelles)42 258座,其中40 307座產權屬於中央政府(國家)/或作為地方政府的市政府,1951座屬於教會的私有財產。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設在修道院﹑醫院﹑監獄﹑中學﹑軍營中的小教堂或私人小教堂;

 

另外,據法國“宗教文化遺產觀察站(Observatoire du Patrimoine religieux)2018515日公佈的資料,法國全國共有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各種宗教建築71920座,用於天主教會宗教活動的場所50 999處,其中包括曾經用作宗教儀式場所的教堂或小教堂廢墟(ruines)和遺蹟(vestiges)

 

根據法國文化部遺產清典處主持的“梅里美資料庫(Base Mérimée)”提供的資料,截至201914日,法國本土擁有經認定具有文化遺產價值的宗教建築(édifice religieux d’intérêt patrimonial)的數量為:26 723座天主教教堂,512座新教祠堂(temple protestant)196座猶太教堂(synagogue)9座印度教寺院(temple hindouiste)6座清真寺(mosquée)2座佛教寺院(temple bouddhiste)

 

顯然,法國式的“政教分離”在這兒造成了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即:信徒眾多勢力強大的天主教會不擁有自己從事信仰活動的場所,而世俗化的國家卻是絕大部分它絕對不能介入活動的教堂的業主!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當我們提到法國“國家擁有教堂建築產權”時,實際上指的是:在法國全國42258座天主教教堂中,93座為大教堂(cathédrale),其中86座屬於中央政府(Etat)的財產,其餘4萬多座教堂和小教堂(églises et chapelles)則是市鎮(communes)這一級地方政府的財產。

 

依照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律,法國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府將所有這些教堂建築的使用與管理權交給了天主教會,由教會承擔日常開支,但是,建築物的維護和修繕費用則還必須由業主,也即中央政府或市政府負責承擔。

 




法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教堂建築作為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並以此名義承擔維護開支。中央政府的這一開支列入文化部的文化遺產保護預算;根據“2019年度財政法律”,也即法國中央政府的預算,文化部預算只佔整個中央政府預算的2.1%,而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又只佔文化部預算的3%,即每年約10億歐元,其中1.3億用於歷史文物大型整修專案,3.26億用於大型專案以外的文物維護與整修,2.1億歐元轉撥給各級地方政府用於各地文物的保護;

 

簡單地說,這一預算遠遠滿足不了包括宗教建築在內的歷史文物的維修和保護需求;

 

最近幾年來,法國中央政府通過“地方分權”法律,把愈來愈多的文物保護事權讓渡給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文化遺產保護職責和維護開支。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不僅鼓勵私營企業參與文化捐助,而且還通過出租公共建築修繕工地廣告空間和舉辦文化遺產博彩(loto du patrimoine)等前所未有的手段籌措文物保護所需的資金;

 

儘管如此,還依然面臨嚴重的資金不足,據一份國民議會報告稱,由於缺少預算經費,使得近2000個保護文物受到威脅;而最受冷落,也最受破損威脅的也包括該由中央政府承擔維修的大教堂,例如,2019年,中央政府計劃用於歸它管轄的包括86座大教堂在內的200座建築的維護經費預算僅為1882萬歐元,修繕預算7180萬歐元。

 

巴黎聖母院失火前剛剛開始的整修工程預算總計2.1億歐元,但法國政府文化部只能為其提供4000萬歐元,而且是從2019年至2029年每年只能給予400萬歐元(僅安置工程腳手架一項就需要200萬歐元!),其餘的修繕經費只能靠業主(中央政府)以外的機構或企業文化捐助人(mécènes culturels)的捐助……

 

當然,巴黎聖母院這場劫難引發了無數人的善心,短短几天內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10多億歐元的重建捐款,巴黎聖母院的重建資金自然已不成問題,但對於法國政府來說,維護包括宗教建築在內的其它文化遺產依然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從教會和教堂分佈看天主教對法國社會的歷史影響

 

法國雖然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但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擁有的4萬多座教堂的分佈中,卻可以見出“宗教勢力”對法國當代行政和社會組織所產生過的巨大歷史影響。

 

在這兒,對法國天主教會的組織架構和法國現行行政區建制作一對比也許有助於充分揭示這一影響。

 

與法國目前設大區(région)﹑省(département)和市鎮(commune)三級行政區的行政建制一樣,法國天主教會的組織大致上也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為“教省(provinces ecclésiastiques)”;根據羅馬教廷2002年的決定,法國本土設15個新的教省,分別為:Besançon/布尚鬆﹑Bordeaux/波爾多﹑Lille/里爾﹑Clermont/克萊蒙﹑Dijon/第戎﹑Lyon/里昂﹑Marseille/馬賽﹑Montpellier/蒙貝利埃﹑Paris/巴黎﹑Poitiers/波瓦梯埃﹑Reims/蘭斯﹑Rennes/雷恩﹑Rouen/魯昂﹑Toulouse/圖盧茲和Tours/圖爾;

 

每一個教省為總主教區(archevêché)所在地,由一名總主教(archevêque)主持。

 

天主教會的“教省”大致相當於法國目前行政區劃中的“大區/région(當然涵蓋的地理區域並不完全相同)

 

而“總主教(archevêque)”的地位相當於世俗行政區中代表中央政府的“大區行政長官(préfet de région)”和作為地方政府長官的“大區議會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Régional)”。

 

在“教省”之下,設有“主教管區”或“教區”,法文叫“Diocèse”。法國本土共有93個教區,另有海外省教區11個;

 

每一個教區設一名主教(évêque),並擁有一座由主教主持的大教堂(cathédrale)

 

天主教的“教區”相當於法國行政建制中的“省/département”,基本上每一個省都與一個教區相對應,有的教區含2個省 ;教區通常以大教堂(cathédrale)所在城市的名字命名。

 

而“主教(évêque)”的地位相當於每一個省級行政區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省長(préfet)”和作為省級地方政府長官的“省議會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départemental)”;

 

1905年“政教分離”法律實施之後,只有教省總主教和教區主教主持的大教堂(cathédrale)或聖殿大教堂(basilique)歸屬中央政府所有,其它教堂和小教堂則屬於地方市政府的財產。

 




法國天主教的最基層“組織”是遍及整個國土﹑幾乎可說“無孔不入”的 “堂區(paroisse ecclésiastique)”;

 

每一個“堂區”由一個信徒團體(communauté de fidèles)﹑一位本堂神甫(curé)﹑一座教堂(église)和一塊墓地(cimetière)構成;

 

而近4萬座教堂(église)形成的這一“網路”,不僅是凝聚信徒傳播教義舉行禮拜儀式的場所,而且在王權時代就曾承擔過徵稅的“行政”職能;在歷史上,教堂除了承擔過出生﹑結婚﹑死亡等人口與戶籍檔案登記任務之外,還曾興辦教育和慈善事業,對無論生活在鄉村還是城鎮的每一個法國人的生活都曾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對於一個法國人來說,無論是否信教,教堂建築是他/她一生中無論如何都無法迴避的一個爛熟於心﹑甚至融入潛意識的景觀。

 

而法國也曾有“10萬個教堂鐘樓的王國(royaume aux 100 000clochers)”之稱;“10萬個鐘樓”雖然是一個形容數量之多的“虛數”,但其實也是指這樣一個現實,即:除了每一座教堂都有一個高高聳立的﹑通常作為本村﹑本鎮﹑本市或本地地標性標誌的鐘樓之外,許多醫院﹑學校﹑軍營﹑城堡或私人府第也有習慣建造一個帶小鐘樓的小教堂,所以,全國4萬多個“堂區”很容易遇到10萬個﹑甚至更多的“鐘樓”;而教堂鐘樓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具有某種特殊的﹑並不一定與天主教或宗教相關的象徵意義。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1981年,作為法國左派社會黨候選人蔘加總統競選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為了打動以鄉村為生活環境的基層選民,曾專門設計了一張隱隱約約帶教堂鐘樓尖頂畫面的競選招貼,結果成功當選,成為第五共和國的第一位左派總統。據專家分析,這一競選招貼功不可沒;而這也足以見證“教堂”形象對法國人心理影響的重要程度……

 




這兒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國的社會行政組織歷史中,教會組織遠遠先於現代行政組織。

 

作為現代行政最基層單位的市鎮(municipalitécommune)這一級建制只是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才正式設立。

 

17891214日,法國當時的“制憲會議(Constituante)”通過了一部關於設立市鎮這一級最小行政單位的法律。這部法律的“革命性”意義在於,當時根據米拉波(Mirabeau)的主張,沒有“另起爐灶”重新設計劃分新的行政區界,而是把當時業已存在的教會堂區(paroisses)或修會(communautés)幾乎都升格為市鎮(communes)

 

這也就是說,法國的市鎮這一級基層行政單位是在原有天主教“堂區”的基礎上建立的。這便造成了法國“市鎮”這一級地方政府迄今依然具有的幾大特色:

 

首先是數量繁多:截至201931日,法國本土和海外省共有市鎮34968個;這一數量使得法國是歐盟市鎮數量最多的國家,據2004年統計,歐盟共有市鎮75000個,而法國人口只有歐盟人口的16%,面積只有14%,但卻擁有49%的歐盟市鎮數量;

 




其次是規模大小相差懸殊:例如,據2018年法定人口,最大的巴黎市人口2206488人,最小的市鎮中有29個市鎮人口少於10人,平均人口規模為每個市鎮1800人,接近歐盟市鎮的平均人口水平;

 

第三,市鎮與教堂並存:據記載,1789年大革命中共設立了41000個市鎮;至1802年—1803年間,市鎮數量減至40200個,天主教堂區30400個;此後,儘管發生不斷演變,但法國的市鎮數量與天主教“堂區”基本上保持了相近的數量和規模格局。

 

230年以來,法國的一個市鎮(尤其在鄉村地區)一座教堂和一所學校的自然與人文景象基本未變……

 



 


阿爾薩斯:一個法國式“政教分離”的“例外”

 

這兒值得特別一提的一件“怪事”是:法國的1905年“政教分離法”並不適用於整個法國領土。

 

那是由於歷史原因,當法國於1905年頒佈“政教分離法律”時,當時的阿爾薩斯大區和洛林大區的摩澤爾省(Moselle)還屬於德國領土,還在德意志的統治之下。因此,“政教分離法律”不適用於阿爾薩斯大區(Alsace)和洛林大區的摩澤爾省(Moselle)

 

儘管阿爾薩斯和摩澤爾省早在1919年就已迴歸法國,但直到今天,依然不受“政教分離法律”的管轄。

 

也就是說,在宗教事務方面,阿爾薩斯和摩澤爾省一直享受一種基於1801年拿破崙簽署的“和解協議(Concordat)”的特殊體制;這一特殊體制的主要特徵包括:

 

第一,宗教課是這三個法國省小學和初中學生的規定必修課;

 

第二,通過歷史上的“和解協議”得到國家承認的天主教﹑路德教(luthéranisme)﹑新教(religion réformée)和猶太教四大基督教教派的所有神職人員(主教﹑神甫﹑牧師﹑猶太教法師)的工資均由中央政府負擔;也就是說,法國這三個省的神職人員至今還保留著中央政府公務員的身份!

 

第三,斯特拉斯堡教區和梅斯教區仍然為梵蒂岡教廷的直轄教區;梅斯主教和斯特拉斯堡主教的任命方式不同於其它法國教區:也就是說,在得到羅馬教廷同意後,他們必須通過法國總統頒發政令任命;新教及猶太教教會議會(consistoire)成員﹑主席以及大法師(grand rabbin)由總理政令任命,三個教派的牧師(ministres)則由政府中主管宗教事務的內政部長任命。

 

這便是很多法國人並不一定知曉的法國政教關係中的一個很特殊的“阿爾薩斯例外”。

 




 

在法國式“政教分離”的背景下,法國天主教會與法國當代行政體制間的這一稱得上“錯綜複雜”和“千絲萬縷”的歷史和淵源關係給人可能帶來的啟示也許是:

 

儘管幾十年來,由於社會普遍的信仰危機以及教會本身在社會生活問題上的保守立場等種種原因,原先一直享有“長女權(droit d'ainesse)”的法國天主教會的影響力不斷式微,已不再是一種對法國社會起“結構”作用的力量;作為精神信仰的天主教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中心,但是,正如今年37日剛剛出版的兩本探討法國天主教演變與未來前途的新書—法國群島(L’archipel français)一場天主教反革命(Une contre-révolution catholique)—的作者傑羅姆富爾凱(Jérôme Fourquet)和亞恩萊鬆杜克勒齊烏(Yann Raison du Cleuziou)所說的,“天主教基質(matrice catholique)的終結並不意味著天主教的終結(La fin de la matrice catholique ne signifie pas la fin du catholicisme)”;雖然精神性(spiritualité)崩塌了,但是,象教堂﹑鐘樓﹑聖誕馬廄這樣的象徵符號不僅還作為一種“文化遺產性天主教(catholicisme patrimonial)”存在於民間,而且甚至返回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心,被部分法國和歐洲的右派作為一些身份認同參照加以利用。而且,亞恩萊鬆杜克勒齊烏還認為,天主教即便作為少數派,也不會象其它少數派那樣,他們還是擁有許多“遺產和組織方面的資源,能給予他們一種無可比擬的優勢”。

 

因此,那些在這次巴黎聖母院劫難或在其它與法國相關的時事或事件中唯恐天下不亂,一廂情願﹑迫不及待地炮製“歐美主流媒體集體沉默”不報的假新聞,以營造法國和歐洲“淪陷”﹑“被佔”﹑“沒落”氣氛,挑起宗教和族群矛盾的人們,也許還不應該高興或悲觀得太早:或許正是因為擁有這一天主教“遺產與組織資源”,法國將能以它一貫的精神價值和方式,度過諸如巴黎聖母院火災這樣的劫難,克服種種困難,重振經濟與文化,並始終為人類社會指明一種充滿人性的演變和發展選項……

 

 

 

資料來源/Sources

 

 

https://www.interieur.gouv.fr/Actualites/Dossiers/La-laicite

 

https://eglise.catholique.fr/guide-eglise-catholique-france/

 

http://www.cours-de-droit.net/l-organisation-administrative-de-la-france-a121611840

 

https://www.falanxi360.com/index.php?s=/news/show/id/3116

 

https://www.la-croix.com/Religion/Catholicisme/Le-catholicisme-francais-face-avenir-2019-03-06-1201006940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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