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文 | 阿爾都塞:在唯物主義的思想線索中(下)

2019-01-11 00:51:33

3、“唯物主義”與“相遇”


晚年阿爾都塞


在這裡,我們同時發現,在阿爾都塞的線索中,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就是“辨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但它絕不是一個“固定的”、“封閉的”“理論形態”,它只以“效果”方式存在,這一效果取決於是否捍衛了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科學”);它作為效果恰恰起作用於在兩個方面(“政治”、“科學”)引入“空白”的那個“時刻”,而這種“時刻”並不只發生“一下”,而是不斷髮生、持久發生的“時刻”,是總要不斷髮生、持久發生的“時刻”——因為“歷史科學”的物件是“沒有主體、沒有終點、沒有目的的過程”。在阿爾都塞的線索中,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就是“辨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它是社會經濟實踐、理論實踐、科學實踐和政治實踐等環節在“這個無目的的過程”中發生“相遇”的知識條件。


在阿爾都塞那裡,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唯物主義辯證法)是作為批判的“蹤跡”而存在的,是“道路中的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哲學並無地方可去因為它正走向無的地方:它開闢的道路”49,“它在前進時,在樹林和田野裡開出自己的路”50。在其他知識話語都有一個物件——無論是經驗物件(如在科學、人文科學那裡),還是虛構物件(如在宗教那裡)——的意義上,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沒有物件”,它只有“目標”(或“賭注”),它只有“干預”的實踐,嚴防意識形態(歷史主義與經驗主義)在實踐中對正確的歷史觀(歷史科學)的侵越。正如阿蘭•巴迪烏所說,(阿爾都塞所解讀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真正物件是讓科學與意識形態相互聯絡同時又使二者相互區別的那些差異構成的系統”51唯物主義辯證法以此方式不斷在認識實踐中開闢“正確”的路,為無產階級的歷史鬥爭實踐開闢與保證其勝利條件的“歷史形勢”“相遇”的路。但令人吃驚的是,在阿爾都塞的思想線索中,在他所理解的唯物主義的哲學及其實踐效果中,這種“相遇”通過“拉開一段距離而出現空白”52的方式才可能實現。


“拉開一段距離”的人是“誰”?“哲學家”不可能拉開這段“距離”。“哲學家”用“哲學”填補這個“距離”,讓“空白”消失。康德挑明“哲學是一個戰場”只是為了佔領這個戰場“內部”的制高點,進而掃清並全部佔領這塊領地。“史前史”的全部既有的“哲學”和哲學家們(即使是哲學史上那些偉大的哲學家們)53,在實踐上都在再生產著他們所屬的生產關係的“統治結構”,而“史前史”生產關係中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資料的分配方式,決定了“哲學”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 “哲學”的功能因而被決定以生產“整體”的“真理”的方式,來監護並參與現有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哲學”屬於“上層建築”,由於它以想象的方式表述既有“狀態(état)”的存在的理由,它的工作者們——“哲學家們”——也是被既有生產關係所生產、製造、規訓的“公務人員”,或者說,是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守夜人”。他們首先不會與“哲學”的“整體真理”(logos)拉開距離,而是相反,希望佔有“整體真理(logos)”,並佔有在“哲學”中得到配置的“哲學家”的“身份”。“拉開一段距離”的人,只能是首先拒絕“哲學家”這一身份,進而作為史前史“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組成部分的“哲學”的“精神實踐整體性”的人。這一“身份”和“場地”的轉換,意味著從“主體”向“理論實踐”的知識生產者的轉換。哲學生產屬於“上層建築”,但不再與“基礎”絕緣,而是要把“基礎”中現實存在的“鬥爭”表述在哲學之中,哲學的生產者不再是某種“主體”,而是內在於“群眾”之中、內在於“群眾”的實踐總體中“有機”的知識生產者。在這個意義上,寫作《資本論》時參與工人運動的組織(理論)工作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運動的現實中生產出《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列寧、在中國具體實際中表述中國無產階級現實政治實踐的理論,寫作《矛盾論》和《實踐論》的毛澤東,他們都是“拉開距離”的人的傑出代表54


“拉開距離”意味著讓哲學極端地“思考”,讓哲學去反思、去把握那個外部整體實踐構成的“現實形勢”,意味著讓歸根到底決定於經濟基礎並對之產生反作用的哲學本身的實踐、政治實踐、經濟鬥爭實踐等其他實踐進入到哲學之中。這樣的哲學:


目標是要……思考理論實踐與其他實踐的連線、其他實踐相互之間的連線,“形勢”總是由這種連線造就的——就此而言,哲學是理論實踐對其他實踐依賴性的理論,同時也是關於理論實踐與其他實踐的理論:所以,哲學具有一個特殊功能,那就是,把自身的反思定位在這種依賴性的形式之中。所以說,哲學不符合科學要求(科學要求要有一個總已經得到限定的、明確的物件,但科學並不對決定著科學本身的形勢提出要求)。這就是說,哲學的政治功能,一種在它實際對具體形勢的關係中被反思的功能,才是哲學思考的物件。這種哲學的實踐功能與政治實用主義無關……而是一種政治作用,這完全合理地說明了列寧所說的黨性,哲學中的黨性,進而也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我們所說的政治在哲學中的第一性(而不是政治對哲學的第一性)55


“拉開距離”進而必然引發一種“視差”的出現,一種“視點”的轉換,因為而辯證唯物主義不是別的,即理論中的“無產階級的視點du point de vue de classe prolétarien)”56。其政治的實踐效果將是與意識形態話語構成基本的針鋒相對的“反題”:


(一)意識形態正題:“人創造歷史”——唯物主義反題:“是群眾創造了歷史”57。沒有抽象的“人”或者歷史主體,只有從屬於整個社會關係中一定階級的特殊個體,即“群眾”。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58,正是“既與”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係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聚集起“群眾”,實現歷史自身的變革,“群眾”是社會關係矛盾鬥爭的“承擔者”。

(二)意識形態反題:“人是通過‘超越’歷史的辯證法來創造歷史的”——唯物主義反題:“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1847年《共產黨宣言》的論點)”59一切階級鬥爭形式都是紮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60。這一唯物主義反題決定著馬克思哲學實踐進入全新的歷史科學形態,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阿爾都塞特別強調馬克思的理論工作與工人運動之間的有機聯絡:“這種立場的改變採取了一種“批判”的形式:不斷的批判,從早期著作一直到《資本論》(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因此,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知識的發展。當然,馬克思的非凡批判才能在這種發展中起了作用。但是據馬克思自己承認,這是一種有決定意義的事業所起的理論效果。這種有決定意義的事業就是當代各階級之間的鬥爭,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初步形式(1848年以前),然後是它幾次偉大的階級鬥爭(1848年-1849年;1871年)。政治的階級鬥爭能夠產生巨大的理論效果,這點我們是知道的:政治的階級鬥爭會在意識形態的和哲學的階級鬥爭中產生反響;因此它能夠成功地在理論中改變階級的立場。若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馬克思就不能採取階級剝削的觀點,就不能開展他的科學工作。在帶有他的全部文化和天才印記的這種科學工作中,他把他以政治形式和意識形態形式取自工人運動的東西以理論形式還給了工人運動61


因而唯物主義的這種“視點”的轉換,這種“視差” 形成必然在“群眾”中召喚作為這一斗爭的承擔者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或者說,把處於被壓迫的經濟關係中的那部分“群眾”召喚為“無產階級”鬥爭的承擔者。哲學在與意識形態之間拉開的這一根本“距離”,在實踐中,在組織無產階級的具體鬥爭事業中,也會產生一個重要的效果,那就是讓現有生產關係中的被壓迫者“看到”自己的真實存在,從而讓他們同“他們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係”拉開距離,讓他們的把自己一直以來從事的實踐以及這種實踐關係的本質從“無意識狀態”轉變為“意識狀態”,也就是說,讓“無產者”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在”且“自為”的階級。這種距離,使被現有資本主義的總體“裝置”當作“勞動力”生產並再生產的那些單個的“個體”從這個“裝置”中整體地“間離”出來,用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武裝起來,在全新的鬥爭實踐中,不斷去成為鬥爭的自覺的階級。簡言之,在哲學與意識形態拉開的這段“距離”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真觀念”)與它的真正實踐者,它的真正機體——共產主義運動——實現“相遇”,繼而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個“身心統一體”——它而且是通過在具體的形勢中的鬥爭不斷地再統一的“統一體”——獲得辨認形勢的力量、政治組織力量和俘獲“機遇”的力量。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62,阿爾都塞認為,無產階級運動的成功條件的“相遇”來自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理論與工人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的有機結合。但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70年代以後陷入低谷,這一事實讓阿爾都塞只得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思考“相遇”如何可能的理論難題。而他的力所能及的範圍就是唯物主義,就是哲學。晚年阿爾都塞最主要的一個思考主題仍舊是“唯物主義”。他在這一時期仍舊在有限的不同場合一再強調,唯物主義是“哲學中最敏感的主題(themes névralgiques)之一”63,是“所有問題中最難的問題”64,但其定義又是那麼地簡潔、明瞭而清晰、嚴格:“‘不自欺欺人’,這個提法在我看來始終是唯一的關於唯物主義的定義”65



阿爾都塞與妻子埃萊娜

文獻與註釋



1 Étienne Balibar, “Althusser’s Object”, trans. Margaret Cohen and Bruce Robbins Source, in Social Text, No. 39 (Summer, 1994),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57.

2 Althusser, Du contenu dans la pensée de G.W.F. Hegel,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Tome I, Stock/IMEC, 1994, p. 94.

3、15阿爾都塞:《論青年馬克思(理論問題)》(1961),見《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5561頁。

4 阿爾都塞:《哲學與科學家的自發哲學》:“絕大多數哲學總是對科學進行盤剝利用,以達到護教的目的,這類目的外在於科學實踐自身的利益”,見陳越編《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頁。

5 阿爾都塞:《哲學的改造》,見《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第222-223頁。

6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談論諸學科走上“科學的可靠道路”的“順序”是值得注意的。“數學”最早走上這條道路,“自然科學(物理學)”由於經驗的限制而要緩慢得多,而“形而上學(理性哲學)”在康德的時代還未能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康德將這一“順序”歸因於“理性”條件本身。理性的直觀運用使數學更容易獲得可靠的內容,而只要獲得具體的經驗物件就可以探究科學的物理,但哲學的麻煩在於理性要以理性自身為物件:理性“應當自己成為自己的學生”,哲學家們的各自衝突“主張”都基於“理性”,而“理性”的上訴法庭又只有理性本身,這讓“形而上學”成了“一個戰場”,奪取理性終審裁定權的“戰場”。參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頁。

7必須在這裡說明的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非只屬於“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儘管是“恩格斯把哲學體系基本上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而列寧本人也明確說過二者在哲學史上是“根本的對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敘述起點”恰恰就是他在全書的最後部分,即“純粹理性的歷史”一節,所勾勒的“感覺論”和“智性論”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史”,而黑格爾的全部哲學體系也體現為“主觀理性”與“客觀理性”的鬥爭史。此外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離開近代“物理學的客觀主義”與“主觀的超越論”的“兩條路線”則不可能表述“現象學的觀念和任務”。

8 馬克思:《〈資本論〉1872年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12頁。

9 阿爾都塞在很多場合以強調的方式指明,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生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著,但它並沒有被當作我們剛才分析過的意義上的哲學來生產。我們不需要繞得太遠去證明這一點。除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它宣告了一種從未到來的哲學——的那些光彩奪目的、謎一般的短句;除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嚴厲的哲學批判,其矛頭所指的新黑格爾派則一味使全部哲學都籠罩在意識形態虛無的霧靄裡;也除了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跋中關於黑格爾的著名的提示——馬克思並沒有留給我們什麼哲學論文或話語。有兩次,在兩封信裡,他許諾要用20頁左右來談談辯證法,但它們從沒有成為事實;我們可以設想,它們怕是並不那麼好寫”(《哲學的改造》,見《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第225-226頁);“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事實是,這預言般的語句(指《費爾巴哈提綱》中的隻言片語——引者)並沒有立刻生產出任何新的哲學,起碼沒有生產出新的哲學話語——恰恰相反,它只是開始了長久的哲學上的沉默。”(《列寧和哲學》,見《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第140頁);事實是“悖論在於,曾接受哲學專業訓練的馬克思,卻拒絕寫哲學”!見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aris, Gallimard, 1994, p.39.

10 阿爾都塞:《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見《保衛馬克思》,第77頁。

11 É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1995, p.3.

12可參看阿爾都塞為文集《保衛馬克思》所撰寫的序言“今天”所描繪的那些情形。

13、14“李森科事件就其本身來說顯然是一個歷史分量較小的事件。但是它所提供的教訓卻還是一樣重要”。 阿爾都塞:《李森科:未完結的歷史》,見《自我批評材料(補卷)》,林泣明 徐俊達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1222

16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頁。

17、47、49 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見《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第161,167,157頁。

18、19、21阿爾都塞:《哲學的改造》,見《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第233235241

20、晚年阿爾都塞在與他的墨西哥朋友費爾南達•納瓦蘿的談話中說,這是給“馬克思構造了一個‘想象的’哲學,一個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不存在的哲學……那將只是一種在哲學史中發生的哲學”,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37.著重為引者所加。

22 阿爾都塞:《哲學與科學家的自發哲學》,見《政治與哲學:阿爾都塞讀本》,第67頁。

23、30、48、50、65阿爾都塞:《來日方長》,蔡鴻斌譯 陳越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195178233250頁。

24馬克思:《費爾巴哈的提綱》,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頁。

25這是阿爾都塞《讀〈資本論〉》第九節的標題。

26阿爾都塞原注:“順便提一句,這句話證明:馬克思當時認為需要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進行嚴肅的批判,不過,是老鼠們……擔負了這個批判的任務。可是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對卻它字字信奉,並大肆引用以建立自己的“理論”。唉!老鼠們都能做到的事,有多少作為人的馬克思主義者做到了呢?”

27、56 Althusser, Sur la reproduction, Paris: PUF, 1995, pp. 206, 21.

28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八條,阿爾都塞用這句話來做《關於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的總題記。這樣做是意味深長的。

29 阿爾都塞:《自我批評材料》第三部分“論青年馬克思的演變”,見《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 沈起予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79頁。

31 阿爾都塞承認自己“試圖理解馬克思的‘哲學’,我曾迂迴到斯賓諾莎”(見《事實》,載於《來日方長》,第374頁),因為“他提醒我們說,認識物件或本質,就其本身來說,是與現實物件絕對不同的”(《讀〈資本論〉》,李其慶 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斯賓諾莎拒絕了支援著知識理論的(大寫)主體和(大寫)起源問題”(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59.),這一拒絕的理論效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承認任何知識都有一個絕對的外部(上帝或自然),另一方面讓知識生產成為有關此“無主體”的複雜整體的“第三類知識”成為可能。阿爾都塞不可避免地對“斯賓諾莎主義的“生產”、“認識的生產”即“知識生產”“心存共鳴”(阿爾都塞:《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容易嗎?》,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200頁)。

32、63、64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p.60-63, 94, 56.

33 巴里巴爾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哲學》是晚年阿爾都塞唯一認可公開發表,並嚴格打磨的一篇文字(Étienne Balibar, “Althusser’s Object”, in Social Text, No.39, p. 187-188.註釋41)。1984年阿爾都塞與費爾南達納瓦蘿進行對話並錄音,而直到1988年才在墨西哥首次出版,其間阿爾都塞一直就對談的文字內容與編輯出版情況與納瓦蘿保持通訊,公開的通訊共計16封,時間從19845月直到198711月。

34 阿爾都塞 巴里巴爾:《讀〈資本論〉》,第36頁。

35 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區分使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的說法消失了。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說:“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Grundlage)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ihr direktes Gegenteil)。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Denkprozess),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das Wirkliche)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Erscheinung)。我的看法則相反(umgekehrt),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Marx-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tome 23, p. 17)或者說,“顛倒”是馬克思表達與黑格爾辯證法“徹底不同”、“截然相反”的一種不嚴格的說法。

36 阿爾都塞“用理論(大寫的)一詞確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而把哲學一詞留作意識形態哲學講”,見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說明”,第24頁。

37 阿爾都塞:《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容易嗎?》,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194頁。

38阿爾都塞:《關於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見《保衛馬克思》,第157-158頁。

39 阿爾都塞:《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容易嗎?》,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200-201頁。在《關於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中文譯本中,這三種要素被譯為作為一般思維抽象的“一般甲”、在區域性性理論中構成區域性的概念關係統一體的“一般乙”,以及上升到知識物件的具體概念的“一般丙”。

40 參看《讀〈資本論〉》第一章第11節。

41 阿爾都塞:《今日馬克思主義》,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252頁。

42 馬克思本人反對蒲魯東時,認為後者總是看到歷史的好的方面(或正面),力圖保留“好的方面”而消除其反面,但卻“卻沒想到結果總是壞的方面壓倒好的方面”,馬克思本人則主張“壞的方面引起鬥爭,產生了歷史的運動”,見《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52頁。

43 重點可參看É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pp.10, 14, 59, 105, 108.

44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不具有“模型理論的清白性”(les titres innocents d'une théorie des modèle),它是對工人階級階級鬥爭的知識生產,它內在於迄今被“科學話語”排除的工人運動實踐內部。在這個意義上, “科學”中引入“政治”從根本上拒絕了“經驗主義”的“客觀性”。具體參看《讀〈資本論〉》(中文版“modèle”皆譯為“模式”,“模型”更確切地表達了“經驗主義”的理論特徵),第35、第75頁注14,第148-150頁。

45 阿爾都塞認為讓“唯物主義辯證法消失在歷史唯物主義之中”的結果就是歷史科學的“模型化”,這種“模型化”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喪失理論實踐與工人階級實踐鬥爭自發性的聯絡,造成客觀上的對“自發性”的放任,也造成“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分離,而無助於掌握“改變現實”的力量。阿爾都塞認為,這是他與葛蘭西的最大分歧所在。參看《讀〈資本論〉》,第144-156頁。

46 列寧:《共產主義》,見《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頁。列寧在這篇文章中,對匈牙利共產黨員庫恩貝拉提出批評,說“他忽略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51 Alan Badiou: ‘’Le recommencement du matérialsme dialectique’, Critique, 240(1967), p.449.

52 這一表述在《列寧和哲學》中正式提出,最頻繁地出現於阿爾都塞對馬基雅維裡的分析(《馬基雅維裡和我們》),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164383398426頁。後來,阿爾都塞用這一表述來指認“相遇的唯物主義潛流”的基本哲學實踐特徵。

53 “康德就是這樣:他所談論的“Kampfplatz[戰場]”用於其它的、前批判的哲學家是不成問題的,但不能用於批判哲學。他自己的哲學超然於“Kampfplatz”之外,在別的地方;正是從那裡,它給自己指派了代表理性的利益對各種形而上學的衝突進行仲裁的職能。自有哲學以來,從柏拉圖的Θεωρειυ[沉思者]到胡塞爾的作為“人類的公務員”的哲學家,甚至到出現在自己某些著作裡的海德格爾,哲學史同樣一直被這種重複所支配,它重複著這樣一個矛盾:在理論上否認自身的實踐並付出巨大理論努力把這種否認納入一致的話語”,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見《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166頁。

54 儘管阿爾都塞在理論文字中很少涉及毛澤東,但他在很多場合曲折地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哲學實踐的高度認同。具體文字可見《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關於唯物辨證法(起源的不平衡)》(《保衛馬克思》,第頁),《讀〈資本論〉》第26-27頁,《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9頁),《自我批評材料》(見《自我批評論文集》,第132135頁,及171頁注5),以及《今日馬克思主義》和《馬基雅維裡和我們》(見《哲學與政治》,第263404477頁及第478頁注1)。阿爾都塞高度評價毛澤東“讓辨證法服從於辨證法”(《今日馬克思主義》),認為這一點具體體現了毛澤東特別強調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即“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頁)。

55 阿爾都塞1966814日給米歇爾韋雷(Michel Verret)的信(未發表,收藏於IMEC的阿爾都塞檔案),轉引自G. M. Goshgarian: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object, the soul of Marxism and other singular thing: Spinoza in Althusser 1969-67”, in Encountering Althusser: Politics and Materialism in Cntemporary Radical Thought, ed. Katja Diefenbach, Sara R. Farris, Gal Kirn and Peter D. Thoma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p. 100.

57 59 60阿爾都塞:《答劉易斯(自我批評)》,見《自我批評材料》,第58, 58, 62頁。

58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85頁。

61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前言》,見《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17頁。

62 列寧:《怎麼辦?》,《列寧全集》第6卷,第23頁。






點選下方“閱讀原文”檢視更多


在看



熱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