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先生擔綱“二十四史”點校總其成之來由

2019-09-12 02:39:57




顧頡剛先生是現代學術史上開宗立派的大師,而1949年以前他個人的著作卻沒有一本是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根據現存檔案,顧先生最初是以一個出版者的身份與中華書局聯繫合作事宜的。1943年10月,顧先生主編的《文史雜誌》因商務印書館印刷拖延,至有“愆期達一年之久”者,顧先生遂與毀約,即交中華書局印行,發行七千餘份,“譽聲載道”,顧先生非常高興,感謝中華書局“改善之力”,使之成為抗戰期間後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學術期刊。後來,顧先生主持的大中國圖書局因印行中小學教科書事,還一度與中華書局成了競爭對手,甚至呈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
 
《文史雜誌》1945年12月出版

顧先生於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當顧先生將工作計劃並歷年積稿交給歷史所所長尹達時,尹達評之為“大而無當”,在顧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種“被征服者”的屈辱感。就在顧先生進京的第二天,中華書局編輯部姚紹華即登門拜訪,商談《史記三家注》點校事;可以説自此之後,顧先生業務上的每一件事,都與中華書局休慼與共。
 
1955年6月11日,民進中央主席馬敍倫邀顧先生參加民進,第二年顧先生當選為民進中央委員。
 
20世紀60年代初,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曾與歷史所所長尹達、民進中央祕書長徐伯昕商定:“顧頡剛的學習由民進領導,業務由中華負責,工資歸歷史所發給。”像顧先生這樣以學術為終身的學者而言,業務是其生命存在的意義,可見顧先生與中華書局關係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顧先生因結腸手術,在《預立遺囑》裏表示:“我一生寫作,應悉交中華書局,請他們組織委員會整理。”四十五年之後暨顧先生逝世三十週年之際,中華書局出版了《顧頡剛全集》,完成了顧先生的遺願,踐行了一個學術文化出版機構的使命。

《顧頡剛全集》

進京後第一任務:總校《資治通鑑》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向吳晗説起標點《資治通鑑》事,要范文瀾組織專家在一兩年內整理出版;另要將楊守敬《歷代疆域圖》用新方法改繪。根據顧先生日記,11月2日成立“標點《資治通鑑》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以范文瀾、吳晗、黃鬆齡、董純才、翦伯贊、侯外廬、向達、顧頡剛、尹達、黎澍、劉大年、金燦然、王崇武為委員,以范文瀾、吳晗為召集人。
 
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中,范文瀾曾敦請顧先生主持標點工作,因為顧先生年事最長,且曾從事過《史記》白文點校。顧先生表示,此事非範老親自主持不可,自己則可校閲書稿。後以王崇武為召集人,顧先生任總校對,標點者有:聶崇岐、齊思和、張政烺、週一良、鄧廣銘、賀昌羣、容肇祖、何茲全。11月8日,召開標點《資治通鑑》第一次討論會。
 
之後,樣稿陸續交來,顧先生開始審閲,這在日記中多有記載。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點《通鑑》兩卷……之屏所點《通鑑》頗多誤處。料想他人,亦必如此,蓋大家任務太多太忙,必不能細細研究才下筆也。予任總校,要在十個月內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一改正他人之誤點,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開《資治通鑑》標點第二次討論會,顧先生提出,以委員會所定十個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個人的總校言,則絕對不可能”,希望延長時間或添請校對人員。於是商定由王崇武、聶崇岐、容肇祖與顧先生分任校閲工作,改變總校對制,組成四人校閲小組,分工覆校其它參加者的點標稿。
 
1955年2月17日,召開“標點《資治通鑑》及改編楊守敬地圖委員會及工作人員全體會議”。24日,與王崇武、聶崇岐、容肇祖“商談《通鑑》標點事,開復校小組會”。4月21日,“聶筱珊來,共商標點疑問。徐調孚來,同討論《通鑑》排印事”,下午又與徐調孚、王崇武、聶崇岐、容肇祖會,議定:“《通鑑》至六月底,交廿冊與古籍出版社,此後每月廿冊,至十月底完畢。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麼,《資治通鑑》為什麼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顧先生到懷仁堂應宴,日記記載:“毛主席、周總理均慰問予去年之病,謂《資治通鑑》不必這樣趕。予答雲:‘領導上説,已報吿毛主席,時間不能改變。’”不管怎麼説,《資治通鑑》還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務,開創了應用1951年新聞出版總署公佈的新式標點符號標點大部頭史籍的先河,同時也推動了古籍整理事業的蓬勃開展。
 
《資治通鑑》第一版的出版者是古籍出版社,但由於1957年初該社的業務、人員、辦公樓等都併入中華書局,以及後來圖書的修訂再版都是由中華書局完成的,所以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都成為了中華書局的出版品種。
 

整理《史記》及“二十四史”總其成


1954年8月23日,即顧先生抵京後的次日,中華書局編輯部姚紹華登門拜訪,約請整理《史記三家注》。顧先生“大喜過望”,因為顧先生“發願整理《史記》已歷三十年”。9月1日,到中華書局,商談《史記》標點事宜。10月5日,擬《整理史記計畫》交姚紹華。由於當時顧先生承擔了《資治通鑑》的校閲任務,所以顧先生就請北大同學賀次君到北圖校勘《史記》的不同版本,並從中華書局預支的稿費中供給他生活費。
 

整理史記計畫


《資治通鑑》出版後,顧先生即着手《史記》的點校。因為在顧先生的心目中,《史記》整理要分四個步驟:“第一步出標點的‘金陵本’,略加改正,並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記及三家注校證’;第三步出‘史記三家註定本’;第四步出‘史記新注’。”由於顧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則過於求細”,所以推延了出書計劃,遲至1958年8月才將《標點史記凡例(稿本)》交到中華書局。
 
1958年9月,毛澤東指示吳晗,要求標點前四史。13日,吳晗、范文瀾、尹達、金燦然、張思俊等召開標點前四史工作會議。會議決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着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後將此報吿送呈毛澤東,毛批示曰:“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記錄

9月15日,宋雲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還沒有摘“右派”帽)到中華書局上班。10月,開始審閲顧先生標點本《史記》,發現有不少點錯或標錯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燦然的召集下,顧先生“到中華書局,開會,討論《史記》標點事”,會議決定:由宋雲彬另覓一金陵本,並在顧先生標點本的基礎上重新加工,完工後連同顧先生的標點本送聶崇岐看一遍,作為定稿發排。該書於1959年9月出版,作為向國慶十週年獻禮之書。10月2日,顧先生到中華書局訪副總編輯傅彬然,“看新出版標點本《史記三家注》”,傅吿之曰:“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史記三家注》,國慶獻禮,毛主席打三次電話索取,覽後表示滿意。”顧先生感慨道:“斯我輩多人之積年辛勤之收穫也。”
 
這期間,其他各史也逐漸展開,但進度緩慢。為了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決定外地院校承擔的各史由分散點校改為在北京集中點校。中華書局向周揚報吿,要求把承擔點校的有關同志借調到中華書局工作,得到支持。1963年,中宣部與高教部聯合發函給有關高校,借調唐長孺、陳仲安、王仲犖、張維華、盧振華、劉節、羅繼祖、鄭天挺、王永興等到翠微路中華書局工作,原北京的陳垣、劉乃和、鄧廣銘、翁獨健、馮家昇、傅樂煥則仍在家工作,每週一次業務會,討論點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段時間,史稱“翠微校史歲月”——至1966年5月結束。此時,前四史已全部出版。
 
1971年4月7日,由當時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與原學部留守組軍代表、出版口及中華書局有關同志,共同到乾麪衚衕顧先生家,向顧先生傳達周總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是夜,顧先生“未成眠,計劃工作人員名單”,後作《整理國史計畫書》。29日,召開討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標點事。出席會議的有吳慶彤、宋雲彬、徐調孚、高亨、白壽彝、許大齡等二十餘人。顧先生又作《標點“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應注意的問題》《“二十四史”標點工作我所望於中華書局者》等文。

但是顧先生因為身體狀況所限,此項工作實際由白壽彝負責。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後一種《宋史》出版(版權頁作1977年11月)。至此,點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雖然説這套整理本是現今最為通行的版本,但是顧先生從出版之初就表示還要重新點校,對很多史的校勘記被刪除非常不滿,指出:“只要用事實説話,不多説空話,就不能説是繁瑣考證。”顧先生曾説:

凡是一件有價值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一個人的生命不過數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創穫,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學術事業發展的長路上,自己必須在前人的基礎上邁進一步,同時也應該推動後人更比自己邁進一步。


2005年,中華書局啟動了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並採用了對每一史另做“校勘長編”的方式,説明存在的問題以及處理的理由,不僅吸取了顧先生的意見,同時也是對顧先生最好的紀念。
 

*節選自《顧頡剛與中華書局之交往————寫於〈顧頡剛全集〉出版之際》,標題為編輯所擬。原載《中華讀書報》,201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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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陸藜;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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